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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省泰來監獄盧玉平的申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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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大興安嶺地區紀檢委曾對我成立專案組，對我在社會上和單位工作的所作所為進行全方位調查，最後由大興安嶺地區地方稅務局局長梁興中向我宣布調查結果，說我“……多年來在稅收戰線上，沒貪汙一分錢，沒有一件勒、卡、要、報等違紀行為”。稅務局韓局長到看守所看望我時流著眼淚說：“盧玉平是一個難得的好幹部！”審判長也對我說：“你沒有民憤”。

那麼，象我這樣的人應該在社會上，在工作崗位上做更多有益的事，而辦案人卻說：“你不說出‘不煉了’這仨字，就找個理由判你！”果真給我扣個“故意泄露國家機密罪”，然而連犯罪的動機、行為、後果都沒有，強加給我的也行不成有機的鏈條。釋放僅兩個多月又對我非法抓捕強判14年，更是叫人莫名其妙。這樣的非法強判又怎麼能經的起歷史的驗證！應該有我運用不幹擾不影響任何人的方式做個好人的權利。誰誘惑或強制我做不真不善不忍的人，我絕不去做，誰以參與政治為理由迫害法輪功也是根本達不到目地的。我已聲明退出中國共產黨組織。

事實證明，我這個大法弟子，在任何環境中都是一個好人。由此可見，法輪功是清白的，李老師是清白的，法輪功根本不是X教組織，既然不是X教，就無從談及“破壞法律實施”，從而判我“利用X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是不成立的。

2．刑訊逼供

2002年5月19日上午9時許，我去加格達奇進行申訴，隨別人入樓房後，被一夥不明身份的人抓進加格達奇區看守所，值班管教員王華在值班室對我搜身，從我衣袋裏搜出二百二十元零幾角現金，開票入帳。隨後進來幾個穿便衣的人又搜了一遍，然後強行將我帶到最裏邊的審訊室，用手銬將我雙手反銬在鐵椅上，雙腳和身體也被固定在鐵椅上，穿著單衣，鞋被脫掉。我問他們的身份和姓名，他們隱瞞不講，一個約40歲小個子的人盯著我說：“是我們審問你，還是你審問我們？我們是省廳的，專搞肉體折磨的”，（後期據說他們是“嫩江九三”農場公安刑警）他拿出一張照片指給我說：“這個人殺了公安局長的兩個孩子後跑了，你認識不認識？”我看了說“不認識”。

隨後他們在一個約有50歲的麻臉人的指揮下，對我進行肉體摧殘和人格侮辱：三角帶做的皮鞭、皮腰帶、鞋底、香煙、白酒、鐵椅子、手銬、拳腳等劈頭蓋臉，打昏迷了就用涼水澆醒再打，再從鐵椅子上把我解下來，幾個人按住我的頭，手和腳，扒光衣服，用皮鞭、腰帶等狠抽我的後身，皮腰帶幾乎都打斷了。然後再反鎖在鐵椅子上狠砸手銬，狠打後背，手背和腳背，手背腫高了就解下來，幾個人按在桌面上狠狠地揉，而後再反鎖在鐵椅上，我的呼吸急促、困難。小個子說：“他們這工具不全”。

麻臉人點燃兩支“555”牌香煙強行插進我的兩個鼻孔裏，這時我見到大興安嶺松嶺區“610”辦公室主任董偉在場，他讓我說清“釋放這些日子，每天都在哪了”。很快兩支煙“吸”沒了，小個子奸笑著說：“吸的還挺快，接上接上”。隨後我的鼻孔又插進兩支。他們拿來瓶裝白酒，撬開我的嘴，將瓶口插進我的嘴裏給我灌酒，他們嘴裏罵著嚷著：“叫你破戒！”同一迫害手段，他們不止一次的反復使用，參與人員由五、六個人減到三個人，麻臉人，小個子和一個30多歲的高個子年輕人，三個人輪番折磨我，連他們吃飯時都另外安排兩個人頂替。

有時我清醒能說話時，我就勸他們別這樣待我，善惡有報，我是一個說真話、辦真事、做事對的起良心的好人，你們不該這樣執法犯法，褻瀆法律、做傷天害理的事，他們有時聽有時不聽，那個大個子年輕人，在另兩個人不在時，向我承認他做的不對，可是另兩個人一到場，他又參與迫害我，他們上午10時到半夜零時；連續對我身心摧殘長達14小時，麻臉人見我沒任何口供，最後嚀囑值班管教員王華說：“把他送進死刑管號”。上來兩個人把我拖了進去。第三天，那個小個子和那個大個子又來提審我，遭到我的拒絕，值班管教員張臣和姓紀的管教員上前阻止他們說：“人被打成了這樣，別審了”。

我以絕食抗議這種非人道的刑訊逼供惡行。我多次通過當班管教員找檢察院駐所辦公室人員，準備反映刑訊逼供一事，均被推辭，理由是“剩一個人不能接待”，“忙”，“不在”等等；第八天，王醫生和董所長查看了我傷勢，董所長面無表情，一言不發，示意王醫生給我強灌流食（高濃度食鹽和少量奶粉），近二十天時，在我不斷要求下，檢察院駐所辦公人員，一男一女，女的叫王X蘭，他們查看了我的傷勢，以我先恢復進食為條件，再受理刑訊逼供一事，待我恢復進食後再找他們時，均以各種借口推辭不見，在死刑犯管號裏，我的存款被死刑犯吃光，在我堅決拒絕死刑犯的進一步索要和人身摧殘的情況下，後來給我調了監室。

3．我的法定權利被直接或變相剝奪

如：發給我《委托辯護律師協議書》，家裏也為我請了律師，可得不到安排會見的通知，開庭時也不通知家屬和律師到庭，我當庭向審判長提出此事，審判長當庭回答說：“你的家屬和律師工作忙，不能到庭”。後來，我家屬告訴我說：“他們根本沒通知”。

再如，開庭後，問我上訴否，我提出上訴，可我多次向值班管教員索要紙和筆，回答是“等著，我請示請示”。然後則無聲無息。上訴期只剩下一天時，同監室一位氣不公的人為我找來一個小油筆芯，我利用一審判決書的背面寫了上訴狀。第二天審判長在窗口問我：“上訴書寫了沒有？不寫就等於放棄”。我拿出來遞給他，值班員王華見狀責問一句：“誰給你的筆”？

4．判決證據不足，程序非法，出現非法偽證

我沒有“洪奎”這一化名，庭審中公訴人（加檢刑訴[2002]69號）也沒有拿出任何證據證實，判決（加刑初字[2002]第88號）說我“租樓房”“有鑰匙”並“藏匿”了什麼人。我在庭審和上訴中否定了這些說法，並提出在庭審中，公訴人出示的附有我照片的租房證據是假的，是非法偽證，中法裁定“（2003）刑一終字第一號”又改說我“與其他三被告人租住樓房”有“該樓房鑰匙”，可是這“三被告”是何人？證據何在？事實上，判決和中法裁定中就、提及的“被告人”我都根本不認識，也沒“租住樓房”，更沒有“該樓房的鑰匙”。庭審中公訴人關於“頭目”、“藏匿”的舉證含糊不清，指代不明，牽強附和，強加於我，實屬有罪推定。

我對取證手段的合法性提出質疑。一是公訴人提及的證人（董X剛）我不認識，再者我也不是“頭目”，誰想在法輪功裏當“頭目”指手劃腳，發號施令，那他是由於執著心或其他目地造成的一種迫害法輪功的行為；三是我根本沒“藏匿”過什麼人；四是證據不足；五是我沒有使用過除自己姓名外的其他名字。判決中說我“供訴”了什麼，如有這方面的材料都是假的，偽造的。我從被捕到現在也沒有任何“供訴”材料，包括五次提審，第一次提審，他們搞刑訊逼供，沒有一字“供訴”材料；第二次提審遭到我的拒絕，沒材料；第三次提審強行我按手印，遭到我拒絕，沒材料，我的右手小手指被對方使用的鐵器卡破流血；第四次提審因迫害所至，氣喘、擡不起頭來，說不出話來，他們只有澆涼水；第五次是上訴後中法提審，根本也不和我談什麼，一個女的問我“是不是大法弟子”，我說“這與本案有何關系”？他們也不說什麼，來了三個人，其中兩人連座位都沒坐，很快就都走開了，前後不到3分鐘，沒有任何材料。審判長在庭審剛開始，讓我說話時告誡我：“說話時慢點說，看記錄員跟不上”。我對庭審材料拒絕簽字。我不但從來沒有寫過詆毀法輪功的材料，也從未有過類似的簽字，因為法輪功都是教人往好裏做，沒有什麼可指責的。

對我的庭審也是非公開性的，二十多人參加，並且審判長取消了我最後的陳述權，我除了提出辯護律師問題，還當庭提出曾被刑訊逼供問題，審判長則閉口不談。我有理有據的辯護換得一句“不予采納”。

我問身邊的陪審員：“給我判的罪名怎麼解釋？”他回答說：“不知道”。我又問另一名陪審員，他是我讀大專時的同學，他回答說：“整個起訴書的內容就是對罪名的解釋。”審判長給我送判決書時我問他：“為什麼給我判14年？”，他回答說：“好幾個政府在管著我吶”。這位審判長說的話與我第一次被判刑時審判長的話有驚人相似之處：在我2002年2月22日釋放回鄉後，除訪親問友，我還按程序到法院、檢察院、區委、政法委、公安局、“610”辦公室、紀檢委、信訪局、原工作單位等部門進行走訪申訴，在與當初審我的翟審判長交談過程中，他說：“當時我背後確實有外來因素幹擾我（執法），說良心話，你不夠判三年，最多判一年或判緩期，根據當時的形勢也就是判個教養”。我找當時檢察院辦案人談話，我問他為什麼在起訴書中用文字害我，說我把銀行單位制定的不讓職工習練法輪功的文件“偷著復印後傳給了別人”。因而判我“泄露國家秘密罪？”這位辦案人卻忙從兜裏掏出一沓百元面額的鈔票遞向我：“生活上有困難來找我”。然後借故有人找他上飯店走開了。……

綜上所述，我作為當事人，以事實為根據，充分證實了法輪功根本不是X教組織，罪名不成立。進而，判決所列案非我所為，客觀上也沒有實施的時間和條件，判決和中法裁定也沒有充分合法的證據認定。況且，辦案中對我非法刑訊逼供，審判違背法律程序，不但不公開，而且審判長當庭謊稱我的家屬和律師因工作忙而“不能到庭”，從而阻止我的辯護人依法參與，使我應有的權利受到侵害。庭審時出現“記錄跟不上”，取消我陳訴權等不正常情況，判決後阻撓我上訴，甚至不惜以偽證定案，——這一切非正常行為，足以說明此案判決、裁定卷宗嚴重失真，是一樁經不起推敲的非法錯案。

以上就是我申訴的全部內容，由於本人水平有限，所站角度和認識存有一定的局限性，對問題的闡述以及文字表達等難免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敬請法律部門依法調查核實，予以公正的裁決為盼。

我的申訴要求：對我無罪釋放。

申訴人：盧玉平

2005.5.18於泰來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