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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靜艷自述過年被逼得妻離子散

我是張靜艷，雙城大法弟子。

新年本是合家團圓的大好日子，可是我卻因修煉“真善忍”做好人，被邪惡的流氓集團迫害得有家不能回，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每當佳節來臨之際，都使我更加思念我的每一位至親好友和鄰裏鄉親。五年來我曾被一度非法關押、判刑、抄家到流浪至今，近兩千個日夜對於有些人來說並不長，可是對於我和我的親人來說每個日日夜夜都猶如漫長無盡的寒夜，這些往事不堪回首。想一想我那年邁體弱的婆母、孤苦的丈夫和失去母愛未成年的孩子及親人們遭受的無辜牽連，在精神上、經濟上、肉體上無法撫平的創傷，原本幸福和睦的家庭妻離子散。

我以前是個遇事愛斤斤計較、脾氣不好、在利益上看得很重的人。我家人口多，我和公公兩天不吵三天吵，鬧得四鄰不安，加上生活上的操勞，使我年紀輕輕就患有心肌炎、胃痛、腰腿痛、手腳冒涼風，我時常覺得人生很苦，怨天尤人。自從我96年開始修煉法輪大法，我的身體好了，9年來沒吃過一粒藥；我的世界觀也變了，我明白了許多人生道理，心胸開闊了，遇事忍讓；我家院子裏再沒有了吵罵聲，大家庭非常和睦。

未曾想99年7.20猶如天塌了一樣，江氏流氓集團對法輪功的殘酷鎮壓開始了，面對電視上的造謠誣陷，我對丈夫說：“我要依法上訪，過去古人說：慈父遭謗子不在，世人都會罵不仁。我在大法中受了益，我要為師父和大法說句公道話。”

99年7月24日我依法進京上訪，被雙城鎮鎮幹部強行押回雙城市看守所，非法關押了20多天，巡警隊強行搜抄了我家。從那以後鎮、村幹部經常到我家騷擾我，還逼我丈夫寫保證。99年十·一前，被江氏謊言毒害的村婦女主任張曉燕象文革中對待“黑五類”一樣強迫我打掃衛生進行勞動改造。

2000中國新年前夕我再次到北京上訪，又被非法關押在雙城市看守所50多天，30多人擠在十幾平方米的監室裏，大小便在一起，一天兩個黑窩窩頭，一點帶泥的湯；後又送到哈市第二看守所非法羈押了40多天，在那裏早6點開始坐板一直到晚上10點鐘，睡覺擠得上氣不接下氣；後我又被強行關進洗腦班遭到精神迫害，我絕食進行抵制。這期間正趕上過年，原本有病的年邁的公公聽說我被關進看守所，雪上加霜一下就病重了，兒女們看護了半個多月。憨厚的丈夫在這巨大的精神壓力下神思恍惚把腳摔成粉碎性骨折，家裏一個老的躺在炕上生死難料、一個壯年在床上痛苦呻吟，一個在看守所裏受著非人的迫害，此情此景親朋好友無不傷心落淚。盡管這樣他們還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勒索我家人6300元錢卻並不放人，後來經過我絕食堅決抵制才將我放出。

2000年7月份，我又進京上訪，火車上的乘警讓每一位乘客罵大法。我不罵，他們便強行把我扣押在山海關刑偵二隊，那裏的警察完全不顧人民警察形象，對我拳打腳踢，把我的頭打出了大包，嘴裏罵著難以啟齒、不堪入耳的臟話。後來我又被站前派出所和村幹部強行押到雙城看守所，在這裏我被惡警打耳光，強行灌濃鹽水，並揚言湊材料要把我送勞教，在非法關押80多天後又被勒索2800多元錢才把我放回。

2001年農歷新年前，村裏派五個黨員每天輪流到我家監視我。村幹部老胡說：“這樣對你算是輕的，要是文化大革命就得叫民兵把你們象‘黑五類’一樣對待。”這還不算，一天老胡非讓我到村裏，我沒去，村支書朱萬福便領著站前派出所四、五個人開車到我家抓我，我只好躲到親屬家。哪成想，第三天他們又追到親屬家，把親屬家的蔬菜溫室都強行搜抄了，就這樣我被迫流離在外。可他們並不罷休，天天到我家要人，揚言活要見人，死要見屍。我丈夫那時在外打工，家中只剩下年邁的婆婆和我的幼子在家相依為命。盡管這樣他們還不放過，威脅我的家人，婦女主任張曉燕還怒斥我的家人，把孩子嚇得一看見警車就往家跑，沒等進屋就喊“是不是抓我媽來了？”年邁的婆婆著急上火、不堪驚嚇導致臥病在床。2001年5月份，我正在幫父親在地裏幹活，派出所和村幹部開車又來抓我，一直到6月份我才回家。

2002年，我本想能過一個團圓年。可農歷十二月二十八，朱萬福領站前派出所四、五個警察晚上11點左右，突然強行闖入我家非法抄家抓我，搶走我家新買的VCD.第二天公安局長張國富又領一幫警察，開了三輛車，闖到我家翻了個遍，連房戶家的東西都被扔一地，另一屋也被強行把玻璃砸碎，門鎖撬開，把東西一頓亂翻。這還不算，它們還在我家蹲坑、跟蹤，還強行勒索我家1400元錢，家人要收據，就威脅說要抓人。三十晚上9點多、正月初一早，村幹部張某又兩次到我家抓我，我再次被迫流離失所。

別人家過年團團圓圓、歡天喜地，我卻被逼得妻離子散、東躲西藏。

2002年4月19日那天，鄉親們還記得吧！那一天哈爾濱市來了好幾百防暴警察。全城戒嚴，就象電視演鬼子進村一樣陰森恐怖。我被綁架到雙城市公安局，三個四、五十歲的惡警圍著我打，把我的下巴擡起來，用拳頭對著我的喉管使勁打，雙手拽著我的頭發來回輪，另一惡警同時猛踩我的腳、踢我的腿，並用手銬子把我雙手銬住，來回使勁擰，另一惡警也不知打了我多少個嘴巴子，打完我之後又把我押到刑偵一隊，那裏燈火通明，只聽到乒乓的打人聲，我被銬在暖氣管子上。它們用小白龍（塑料管）打我的雙腿，我的腿被打成了黑紫色，我質問它們的處長說：“你們為什麼刑訊逼供？”其中一惡警叫囂：“這是好樣的，一人拿一小白龍，圍著打，只剩一口氣就行。”21日我被非法押送到哈爾濱第二看守所，在那裏我遭受到精神和肉體的摧殘，真覺得生不如死。惡警打我的耳光，用木方子打我的後背，還用電棍電我，把我的雙手用手銬扣住後，懸空吊起，離地一米多高。審我的警察說：“××黨江××要對你這樣，我也不願意，我要對你善，我老婆、孩子誰養。”監室20多平方米擁擠40多人，衛生條件極差。我全身長滿疥瘡。這期間婆婆知道我又被抓了，整天心神不寧，把手脖子摔折了，眼望窗外呼喚我的名字，怎能不叫人心碎！

2002年10月30日，我又被押回雙城，並被非法判重刑十年，連警察都驚訝的說：“你得幹多大的壞事，才能判十年哪！”

2003年7月12日、8月14日，我決定用生命抵制非法關押、判刑――絕食。三門診來給我灌食的大夫董德光對我破口大罵。它們強行插管，連續插八、九次都插不進去，手指粗的管子，插進一米多深反復來回抽動，隨時都有生命危險。它們使勁掰我的嘴，捏我的鼻子灌我，女所長朱小波和劉大夫惡狠狠的說：“不是灌死兩個了嗎？你就是第三個。”朱小波用筷子撬我的嘴，她狠狠的說：“你要不吃，一天灌你兩遍，我有的是時間折騰你，王文榮不是被折騰服了嗎？”由於它們的野蠻迫害，我抽搐過去了。盡管這樣，它們還不管不問，同監室的犯人看我被折磨成這個樣子都哭了。所長劉清禹、管教徐繼澤揚言說：“死了白死，能把我們咋樣？”指導員孫世友叫囂：“不吃就灌，灌死拉倒。”惡警黃延春（音）對我大罵不止。我曾對它們說：“不管你們對我如何，我都無怨無恨，我真心希望你們能明白真象，不要再做江氏的替罪羊，擁有一個美好的未來。”有的警察知道真象之後很同情大法弟子。

當我被迫害的奄奄一息時他們才把我送到急救中心，有一天我正念闖出。我闖出後，警察把我妹妹（不修煉）抓去做人質非法關押了10多個小時，把我親屬家電話號碼都查了出來，多次到我親屬家威脅恐嚇他們，遠在他鄉的親屬家也遭到牽連。使我有家不能歸、有親不能投、居無定所、流離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