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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水利部長江委設計院工程師方隆超被迫害經歷

我叫方隆超，今年43歲，原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簡稱“長江委”）設計院規劃處防洪室工程師。我因為修煉法輪功，現已被江氏一夥迫害得家破人亡。

得大法後疾病痊愈　破碎家庭團圓和睦

我天生對氣功、修煉感興趣，93年開始修煉法輪大法。煉功前，我一年總要花費單位幾百、千把塊的醫藥費，修煉大法不久後，慢性眼結膜炎、中耳炎、頸椎炎、膝蓋處風濕性關節炎、皮膚病等醫院治不好的慢性病都好了。大學二年級眼睛開始近視，之後一年平均增加四、五十度，至93年達600度，93年10月煉功後近視不再加深。修煉大法後我沒再花單位或個人一分錢的醫藥費（設計院規劃處有賬目可查）。

法輪大法教導修煉人待人處事要以“真、善、忍”為準則，以修煉心性為本，做事先考慮別人，處處為別人著想，方方面面都要做一個好人，對社會負責、對人負責、對自己負責。學大法後，我在身、心、工作、家庭、人際關系等方面都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同時明白了許許多多一生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人為什麼來到這個世上？為了什麼而活著？人生的真正價值、意義是什麼？……我修煉大法後內心充實、寧靜祥和。大家公認我是好人，認為我心地善良、為人正直、待人真誠。其實，這是我修煉法輪大法、信仰“真善忍”後，一種必然結果。

我1986年底結婚，妻子也是設計院的同事。結婚不久後，我鬼迷心竅，嫌棄她，借口性格不合，非要跟她離婚。真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鬧得四鄰不安、雞犬不寧。1987年底妻生下了一個可愛的女兒，我依然是一意孤行，非要離婚，也鬧得她家人不得安寧。妻最後對我死心，終於離了婚。

修煉大法後，我才清楚的看到自己過去是怎樣一個自私自利的人。大法改變了我，1996年底我主動與妻子重歸於好，一個因我的惡念私心而離異的家庭，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下重新團圓和睦。

後來我因堅持修煉法輪功被非法關押在範家臺監獄，那裏的教育科長張海斌說起一件我已忘記的事，也證明了我是在實踐“真、善、忍”，做好人：監獄為了了解我的為人，派副政委劉××、教育科長張海斌到我單位去調查，開了一個座談會。一個同事在座談會上講了1998年長江發大水時，號召捐款，當時我正好手上沒錢，就找同事借，她問我借多少？“幾千、一萬都行，越多越好！”她又問幹什麼用？“捐款。”“你神經了？不借。”後來我好說歹說，同事借我500元，沒想到因為長江委一把手也是捐了這麼多，因此表揚的紅頭文件有我名字，那幾天廣播也有我名字。長江科學院退休工程師、法輪功學員唐璧秀也捐款500元。

我還知道了一個情況，設計院規劃處現在只進研究生，不要本科生了，也就是說單位是越來越香了。有同事說我現在是一年損失十萬元。有科室領導告訴我，他們已向處領導反映：我業務能力好，現在科室人手不夠，希望能讓我回去工作。後聽另一個同事說：處領導向長江委、設計院打報告，可是上面說我沒“轉化”（也就是沒有放棄按“真善忍”做好人），所以不同意。同事們覺得：在這樣的利益誘惑下，我們還能堅持信仰，真的了不起！這件事情一方面說明了有些基層領導比較善良、有同情心、願意在我處於逆境時幫助我；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基層領導對我了解、知道我的為人；再一方面也說明了我過去對工作是勝任的、是盡職盡責的。

說真話引來的叫囂：“這樣的人不打擊留著幹什麼？”

法輪功於人於己於國於民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法輪功沒有任何廣告宣傳，靠著修煉的人人傳人，心傳心，短短七年已有一億人修煉。

可是原國家主席江××由於心胸狹窄，妒嫉成性，一意孤行，悍然鎮壓，迫害一億信仰“真善忍”的好人。1999年7月20日淩晨全國統一大逮捕，武漢有許多輔導員、老學員被抓了。7月21日下午，許多功友自發地到省政府上訪，請求放人。因為我們當時誰也不知道有這麼大的一個鎮壓，在煉功群眾看來，大家都是在做好人，沒有任何征兆，突然來了這麼一個大抓捕，莫明其妙，今天抓他，明天說不定就抓到自己頭上了。下班後我也去了省政府上訪，結果當局毫無誠意，出動大批武警部隊武力驅散上訪群眾，還扣留了我們好幾個小時，登計姓名、住址、單位，然後才讓我們離開。我決定到它的上級：國務院去上訪。

當晚11點多乘火車去北京，但警察接管了信訪局，大客車就堵在信訪局大門外，只要是法輪功學員上訪就往大客車裏抓。執法者肆意踐踏國家憲法、上訪政策，這樣的舉動明擺著是根本就不讓上訪！下午三點，媒體宣布了“取締”決定。我打電話問朋友，朋友說武漢形勢嚴峻。我想，反正我人已到了北京，所以就在北京滯留了下來。

我在北京沒有做任何犯法的事，更沒有做任何不好的事。8月10日武漢公安局4處，及長江委保衛處將我從北京非法綁架回武漢，又將我非法拘禁，均沒有辦任何手續。公安人員在執法犯法！他們強制我寫十.一前不去北京的保證，而後沒辦任何手續又抄了我的家，抄走了許多書、錄音帶、錄像帶、光盤、煉功服、坐墊等，沒開收據。幾個月後在辦我案時，我指出他們這樣做是強盜行徑，他們才在檔案裏補了有關手續。

上班後，單位領導不讓我正常做業務，要我看那些完全建立在謊言基礎上的誣陷、誹謗法輪功的宣傳材料。我心灰意冷，又無可奈何。我不怪任何人，江××不層層貫徹下來，誰又會來找我這一心要做好人的人的麻煩呢？4天後，也就是8月17日，我又去了北京上訪。9月10日，沒有任何合法、正當理由，我又被強制遣返回武漢，回到武漢繼續被非法拘押。

9月16日開始，他們對我“監視居住”，把我弄到了武漢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旁的一個房子裏，每天不準出房門一步。市公安局4處的一個警察，還有單位雇了兩名保安，和我同吃同住。一處的人問案，不準我打坐、煉功；因為我煉功多次折磨我，晚上給我戴上手銬睡覺。警察問我為什麼要堅持煉法輪功？我答：為了做好人及鍛煉身體，簡單地說就是要修“真、善、忍”。如果人人都自覺地這樣做，警察都可以取消。警察說，政府都已經取締了。我說：政府做的事不一定對。國家主席三天不就打倒了，當時說他是叛徒、內奸、工賊，而且鐵證如山！後來給平反時，說那都是無中生有、捏造的；各次政治運動後來不都平反了？這個政府在許許多多事情上一直在撒謊、造假！警察無話可答，於是威脅我：再堅持就送你去隔壁（看守所坐牢）。就這樣，我沒有犯任何法，也沒有做任何壞事，卻被執法部門非法關押。

許多警察一再勸我放棄修煉法輪功，對我說：這年頭做好人有什麼好處？做好人吃虧。還說，只要我聽他們的，一切包在他們身上，什麼工作、福利、待遇……絲毫不受影響。我嚴肅拒絕了他們。

導致我坐牢的一個直接因素是我寫的一篇篇認識。當時對法輪功的誣蔑、誹謗宣傳鋪天蓋地而來，報紙或電視每出籠一個案例，就要我寫一篇認識，有辦案人員說：“方隆超，你這麼寫是把自己往牢裏送喲。”我說：“我修煉法輪大法，信仰‘真善忍’，不能說假話。我的親身經歷見證了法輪功確實是好。如果不好，打死我也不會說好。”

辦案人員告訴我：（公安）局領導看了我的認識後，大為震怒：這樣的人不打擊留了幹什麼？很快，就在1999年11月18日我被拘捕，2000年2月22日被判三年徒刑。我不服判決，之後上訴被駁回。2000年7月21日被送湖北沙洋範家臺監獄。

範家臺磚窯裏的折磨

一般的服刑人員要先分配到沙洋監管理局入監大隊幾個星期，然後再具體分配到哪一個監獄。而我則不然，是被一輛面包車直接押送到範家臺監獄的，前排坐的是沙洋監獄管理局的一個幹部，二排坐的是獄政科長陳琳，三排是兩個小獄警，最後一排是武漢大法弟子倪國濱、我，還有一個曾賣過法輪功書籍的書商朱家生（非修煉人）。三人手靠手連銬在一起。在我們去之前，有一個叫熊文德的應城學員已在此被非法關押。

7月底，湖北省監獄管理局教育處處長馬××竄到範家臺找我和倪國濱談話，此人表面態度和藹，沒有對我說一句重話，哪知他卻對監獄領導大發雷霆，認為我們堅定修煉，（監獄管教）對我們太松了，要緊螺絲。這是一個包夾人員後來告訴我的。馬××一走，形勢立變，監獄管教對我們態度都不一樣了，入監課程也明顯加快。這說明開頭幾天，上面沒有跟監獄施壓，顯然，對我們的迫害是從上面貫徹下來的。

8月19日晚入監隊空氣凝重，監獄一把手潘建生、副政委劉××、獄政科長陳琳、教育科長張海濱、副科長熊祖勇（13972881619）、以及入監隊長李X（名字已忘）、教導員杜××等人，在這裏開我和倪國濱的會，當場拍板：我分配到最苦的8中隊（出窯隊），倪國濱被分到最累的5中隊（制坯隊）劃磚坯。不到一個月就把我們匆忙弄下隊，這是罕見的。而一般服刑人員要先到入監隊集訓至少三個月，主要有二個作用：一個是熟悉監獄環境，適應監獄生活；再一個是休養身體，好適應監獄繁重的苦力活，入監隊的夥食要比中隊的好。因為一般的服刑人員在公安局的看守所可能受到較大的折磨、吃不飽。

監獄派三個犯人不幹活專職包夾我，牢改活是很苦的，包夾人可以不用受此苦，但是有交換條件，他們要施出手段，使我盡快放棄修煉法輪大法，即“轉化”。包夾人就是獄警耳目、手腳的延伸，並且還要特意找最邪惡的人來做包夾，因為邪惡的人對我這樣的好人下得了手，好充當獄警的整人工具。當時的獄證科長陳琳就專門找了一個叫魏立峰的武漢人做包夾，此人在牢裏滾過4版，心狠手辣，自稱在牢裏呆久了已心理變態，以整人為樂，對我實施24小時監控，包括上廁所。我質問教育科副科長熊祖勇，為什麼對我這樣？他答：這是江書記的命令，對法輪功學員都必須這樣。

下隊後每日白天做苦工，晚上有獄警輪流找我談話到深夜，有時到11點、12點，有時到1點、2點，不等。不同的談話者、不同的狀態，時間不等，最初負責管我的獄警張至軍（音，8中隊管教隊長）就直截了當的對我說，“沒辦法，你不轉化，我只好跟著你熬。”8月下旬的一個晚上，教育科長張海濱及入監隊長李X一起來找我，倆人輪班睡覺，通宵達旦找我談話。軟磨硬泡，非要我寫什麼不煉功保證。他們的說詞是政府都取締了，當然不能煉了，煉功做好人嘛，應該服從政府。這種謬論迷惑了許多人。我說，“好壞是不能由政府來定的，否則你這個政府說邪，別的政府說正，那不亂了套嗎？‘真善忍’是衡量好壞、正邪的唯一標準。這是宇宙真理。政府也是被人操控的，人就有好人和壞人，即便好人也有可能動不好的念頭。要想真正做一個好人，就必須服從真理、堅持真理，而不是服從哪個人或者是哪個政府。”

兩人退而求其次，要我寫在監獄內不煉功的保證，說這是監獄的規章制度。我要他們拿出來給我看也拿不出來。我說：我不是犯人，我只是堅持要修煉法輪大法、信仰“真善忍”做好人，你們卻把我弄來坐牢。江××簡直是發瘋了，他當主席的還怕好人多？！被江氏劫持下的這個政府在踐踏自己莊嚴的憲法，是有關人員在執法犯法！

一般服刑人員下隊後，由來的時間長的犯人（俗稱老犯子）帶一段時間，傳授技術，而我不是。三個人包夾我，要我分級（就是碼放剛出窯的灼熱的磚），灰塵很大，我600度近視，不戴眼鏡看不清，戴眼鏡吧，汗氣一會兒就到鏡片上跟灰塵攪在起，更看不清。分級是磚瓦廠最磨人、最臟的活。三個包夾我的人是汪軍民、魏立峰、還有一個黃岡小夥子，汪也是新來的，自己都不會分級，另外兩個也不教。旁邊分級的8中隊的人有熱情者，看我實在不得要領，就過來教我，結果被包夾人員罵回。獄警交待包夾：不得讓我跟其它犯人交往。因為我眼睛不好使、技術不熟練，致使別人都收工走盡了，還要我在那裏分級，並且要我自己到窯裏去出窯裝車、然後再拖窯磚出來到分級處接著幹。只要我手稍一慢，包夾人員就是侮辱、罵、打。我的處境比之於“文革”時的五類份子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我帶著一身灰塵、泥土，拖著筋疲力盡的身體回去後，別人早就吃完了飯、洗好澡，在乘涼、休閑了。收工後別人都可以自由活動、休息、娛樂；而我不能，總要搞出點事來磨我，或者是寫思想匯報、看材料，或者是談話等，反正就是不能讓我休息，不能讓我腦子閑著，要熬到深夜才能讓睡，第二天又照常出工。總之，這些手段就是要逼我放棄修煉，放棄做好人。有一次，陳琳來找我談話，一談就是一個通宵。

範家臺監獄，原名沙洋新生磚瓦廠，是湖北最早的磚瓦廠之一，其規模在當年也是數一數二的。夏天溫度很高，可達七、八十度，剛出窯的磚可以點燃香煙，這我親眼見過，所以要用大功率鼓風機向窯內鼓冷風。分級的人每天可能要幹十幾個鐘點，又臟、又苦、又累，可能是從天沒亮又幹到天黑；而出窯人員則是三班倒，幹的快的一天總共才幹四、五個鐘點就完事了，約半個點或一個鐘點（出一排窯磚）換一次班。不管什麼樣的天氣，風、雨、雪，分級從不間斷，特別是遇到刮逆風天氣，沙子常常吹到眼裏，十分難受；冬天外面很冷，而窯內則溫暖如初夏。所以年青、體力好，能耐高溫的人反而喜歡幹“出窯”工種，幹事也痛快、玩也痛快，但出窯必須有一個培訓熟練過程，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要技術好、手快、非常快的速度，把熾熱的磚快速裝上窯車，如果下一個拖窯磚的人還沒回來，那麼就可以到鼓風機口上去，吹冷風、歇口氣、恢復體力，這是良性循環；否則人很快就會體力不支。再一個是人耐高溫得有一個適應過程，一般是從冬天開始幹起，隨著冬去、春來、夏至，氣溫逐漸升高，人也慢慢的自然適應。新手夏天就出窯，正常情況下是不可能的，弄不好要出人命的。2001年夏，惡人為了整一個新來的人，把他拖到窯內出窯，加上毆打，三天就被折磨死了。

2000年8月底、9月初，氣溫反常的高，勝似盛夏。惡警折磨我的一個辦法，就是動不動就要我去出窯。除了上述兩方面外，我還有一個不利因素：600度近視，窯內灰塵大、能見度低、溫高出汗多，戴不戴眼鏡都看不清。我確實勝任不了，一次於手忙腳亂中，鐵窯車砸在我腳背上，受了重傷。可是惡警不讓我休息，照幹不誤，我因為受傷，幹活速度更慢。因而魏立峰等人對我的打、罵、侮辱也更甚。後來我就幹脆不幹了。“不幹？不幹就在裏面烤！無產階級專政有的是辦法。”他們把我放到鼓風機吹不到的地方去烤。看烤的要死不活的樣子了，把我拖出窯來問：寫不寫保證書？我搖頭，就再被烤！

一天，原8中隊長陳兵發了狠，“方隆超還沒寫（保證）？以前烤的時間短了。”大家都收工了，他又命令幾個五大三粗的犯人把我拖進窯裏烤。惡警的目地就是要我們這些修煉法輪大法、信仰“真善忍”的好人放棄信仰、放棄修煉、放棄做好人。不管是省局教育處長馬某、監獄一把手潘建生，還是獄政科長陳琳、教育科長張海濱、副科長熊祖勇、中隊長陳兵等人，他們都與我素不相識，無怨無仇，為什麼要下惡手整我呢？是被江××劫持的這個政府的邪惡鎮壓層層貫徹下來的結果。

禍不單行。後來在分級時，我的左腳掌又受了傷，開始時並不嚴重，因為分級是一個磚墩碼放好後，再起下一個磚墩，一個磚墩一般是碼放15層、有時碼放20層磚，碼放到約10層以上高處時（身高不同略有差異）要把左腳踩在剛碼好的窯磚上搭踏腳，右腳則踩在鐵窯車上或者是窯車的磚上。剛出窯的磚溫度還很高，受傷的左腳掌踩在熾熱的磚上，越來越疼痛難忍，我向包夾及獄警反映，他們置之不理，充耳不聞。致使我的腳傷越來越嚴重，走路都非常困難了，可是惡警們還是要我繼續做苦力。

後來，我的左腳掌爛了一個大洞，他們還是要我出苦力，並且從各方面折磨我；再後來，我的左腳傷越來越嚴重，痛的整晚整晚徹夜難眠，值晚班的包夾就是見證。再後來，包夾都抗不住了，反映給基層獄警，然後層層反映才讓我住院，而一般犯人受傷住院則是輕而易舉之事，治療半個多月後才逐漸好轉。現在，我左腳掌處還殘留下一個大硬繭。要是普通犯人能適當休息，決不致如此。因為在當時，惡警們就是要整我，為的是逼迫我放棄信仰。如果我身上沒傷，惡警們都恨不得打點傷出來，好逼我屈服。我這是工傷，他們當然就更不願讓我輕易舒服了。

有多名犯人告訴我：方隆超，你這不算什麼，熊文德（應城法輪功學員）那才叫被整得厲害，從來沒出過窯的人，一下子要他連出五個門（一門五排窯），最後都趴在地上。

熊文德是比較年輕，修大法的人，體質又遠超於常人。可是一下子要他連出五個門，就是老犯人都是不可能的，這完全是把大法學員往死裏整。我調查清楚了：對大法學員熊文德的這種迫害是獄政科長陳琳親自指揮的。後來我有機會碰見熊文德，我問他：“為什麼要連出五個門？要是我，就是不出！寧死不屈。”他說：“不出，他們就要打死我。幾個人拿了磚頭抵住我身上砸。”

惡警們對法輪功學員實施精神、肉體雙重折磨。精神折磨除了不讓睡睡覺外，還有經常強制看、聽造謠、誹謗法輪功的電視、書面材料。獄警還把師父的像偷放在我床上墊被下，把師父的像復印放大，放在門口，幾個人架住我、按住我去踩，我當然誓死不從（明慧網曾有報道），還在中隊監號大門口寫上汙辱師父的字，讓人踩。盡搞這些下三檻的小醜勾當。這些事情稍有頭腦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壞事，作為主持公道的警察怎麼可以這樣幹？可是現在許多人已經極端的自私、麻木了，只要不傷害到自己、不損害自己的利益，什麼事都肯幹。什麼正義、良知、道德，統統可以不要了。

我不知道，那段時日自己是怎麼煎熬過來的，度日如年，真的是好艱苦。由於他們把我與其他人隔離，所有正直、善良的人不敢、不能、也不允許跟我接觸，我的雙耳灌的都是“我不對，我不好，我頑固不化，×教徒，我拖累了他們受罪，打死我，整死我……”還有侮辱、謾罵以及隨時隨地都可能遇到的拳打腳踢，等等。神經處於極度緊張之中，精神上、肉體上都受到了極大的折磨迫害；還要被強制觀看精心炮制的誹謗、誣陷法輪功的電視、報紙、書籍，對我制造更大的精神痛苦。我所受到的這一切苦難，並非是因為我做了什麼錯事、壞事、不好事，恰恰相反，是因為我要堅持修煉法輪大法、信仰“真善忍”做好人。

2001年夏的一天，我正在上磚（就是把成品磚裝到買主車上），突然8中隊的犯人很激動的傳頌一件事：廖元華（武穴大法弟子）真了不起！一個武漢犯人告訴我：他們把廖元華銬在一輛鐵窯車上，拖到窯裏去烤時，廖元華的鞋被拖掉，雙腳的整個腳底象千張皮一樣脫下來，殿部銬在車上臀部皮膚已深度損壞。折磨成這樣了，廖元華依舊堅貞不屈，直到暈倒在窯裏！廖元華當即被送醫院搶救。

在監獄醫院裏，一個小夥子比較誠實善良，是個事務犯（就是代替警察管犯人的），我倆一見如故。他告訴我：包夾廖元華的周雄等人心狠手毒，變著法子折磨廖元華，比如近100天連續罰站、不讓睡覺；大冬天，在他站的地方讓他脫掉鞋，還要潑上一盆冷水。有時，包夾輪流值班人員自己在班上睡了時，廖元華才能站著睡一會兒。包夾人員也是在不斷的換，有那心腸好一些的就讓廖元華睡上一、兩個小鐘點，但這樣的人呆的時間不長，很快就被換走；惡人把尿灌到廖元華的口裏；一般的打、罵、侮辱那就是家常便飯了。對廖元華還有更殘酷的迫害，但小夥子有顧慮，欲言又止，因為那環境太邪惡了。我鼓勵他講出來，告訴他講出來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他正要講，包夾人員回來了，因為有幾個人包夾我，他只能趁包夾不在時，才能跟我講這些。後來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機會、環境，讓他講出廖元華更多的受迫害的情況。包夾人員有所覺察，對他提出了警告。他還告訴我：那樣整廖元華是入監隊的教導員杜××（名字已忘，就是一開始負責倪國濱的哪個，人稱“笑面虎”）幕後指使的。杜××隔幾天就到一趟醫院，聽取匯報，具體研究指使怎樣折磨廖元華，以迫使廖元華盡快放棄信仰。杜××從不與廖元華打照面。杜××看到我，一般都笑咪咪的主動與我打招呼，杜××的家當時就在醫院宿舍。小夥子講的情況我從其它途徑得到了證實。

監獄裏的反迫害之路

2001年7月19日晚，他們把分散在各中隊的法輪功學員弄到教育科集中，集體看栽贓法輪功的焦點謊談。我一看造假太明顯了，漏洞百出。應該揭露謊言，講述真相。節目剛一播完，我沖到臺前，撥掉電視機電源插頭，大聲說：這全是假的，是栽贓法輪功的。“轉化”是錯的。應該反迫害，發正念鏟除邪惡：“法正乾坤，邪惡全滅！”一下子，似乎把現場幾十人（近二十位學員、還有跟班的包夾、以及十來個獄警）給鎮住了。幾秒鐘後，沖過來幾個人制止我，很快把我拖離現場，弄到嚴管隊，鎖在鐵椅子上。

幾個獄警圍著揍我，用電棍電我，其中一個惡狠狠的說：“叫你喊，喊呀！怎麼不喊了？”我正言道：“不是我怕你打不喊了，而是現在沒有必要了。你把我放到大庭廣眾面前，你看我喊不喊？”他氣得要命，又電我。我當時根本沒動心，不怕電。電棍啪啪地響，打在我身上也不痛，只是麻。大法在我身上體現出了神奇。因為我是修煉人有師父保護，有法在心、有功在身。只要我自己坦然面對，心不動。惡人就傷不了我。另一人說：不電了，再電冒電出事了。這樣，關了我一天小號後放我出來了。後來獄警指責我破壞學習。我說，“我沒有，電視放完後張科長宣布退場時我才發表議論的，倒是你們封我的口不讓我講話。”從此以後，惡警們再沒搞氣勢囂張的大規模學習、看電視。說是怕象我這樣的人搗亂會場。

2001年8月10日我跟省委某領導寫信，反映迫害事實以及表明我堅定修煉法輪大法的態度，結果她批示了。她的批示不是一下子到監獄，而是司法廳、省監獄局、沙洋監獄局等層層轉批的。這一下捅了馬蜂窩，8月25日晚，獄證科新科長吳××（名字已忘）、刑偵科長蔡漢江來找我調查，蔡反復問我信是怎麼發出去的？還給哪些人發了？因為三個人包夾我，對我防範周密。我說：“大法修煉者是更好的人，對方方面面都要負責任，人家幫了我，我反而出賣人，殺了我的頭，我都不會幹！我什麼都不知道，也就是不願意說。你想怎麼辦，隨便。”蔡拿出一大摞信問是不是我寫的？其實各級領導我都寫了信，只是那個叫劉小生的武漢人出賣了我，讓他幫發的信最多，通通沒發，等到一出事，他把請他發的信統統交給了蔡科長。蔡說：我們已經調查清楚了誰幫你發的，只要你證實一下，你就沒事了，否則關號子。一共關了我兩個月差六天的小號後，之後把我分到了煤場中隊。

此次發信事件，可能是省領導批示了，除了關我小號以外，對我再沒有什麼直接的迫害。可是卻借整理監管秩序之名，在全監獄內采取嚴厲措施：進出監號大門，人人被嚴厲搜身，搞得全監獄的犯人和有關基層獄警都怨恨我，因為大家都在傳說就是因為我發了信，而對我進行報復才這樣做的；大規模抄監，把全監犯人平時正常寫信的筆、紙、信封、郵票都抄走了；並且許多中隊犯人平時看的書、報紙、雜志都抄走了，甚至一些中隊只要是能寫字的紙統統抄走！特別是8中隊牽連最大，進出中隊宿舍大門還要再搜一次身，有兩個人因為我關了小號，還有兩人取消了減刑，減刑對犯人來說是最重要的事。那一段時間真是搞得人人緊張、怨恨我。

2001年11月24日，監獄組織觀看誹謗法輪功的展覽，我對帶班的周隊長講：我不看行不行？他明確回答：“不行！”並臨時把包夾換成身強力壯的犯人。講解員講完序言，我一聽完全都是徹頭徹尾的謊言、惡毒的人身攻擊。我大聲說：“這都是假的、騙人的！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包夾人員趕快把我拖離現場，戴上手銬。我心情很沈重：騙人、毒害人心靈的東西在這裏展覽，使人精神上受毒害。法輪大法修煉“真善忍”，教人做更好的人。對法輪大法的誹謗宣傳，等於是在往人的大腦裏灌輸極厲害的精神毒素，把人往深淵裏推，毀滅人。

我是一個修煉“真善忍”的人。修真，應該說真話，維護真理，揭露謊言，告訴人法輪大法真相；修善，也應該告訴人法輪功真相，讓人們知道法輪大法好，認同“真善忍”，擁有美好未來。我應該制止欺騙人的展覽，同時告訴廣大服刑人員真相。可是三個人包夾我，我沒有言論、行動自由。怎麼辦？

中午，我開始絕食絕水抗議騙人的展覽。頭天晚上武漢大法弟子張愛民先看了展覽，已經開始用絕食的辦法抗議毒害人的展覽，他被關了號子。我倒是希望關小號，讓張愛民知道他不是孤立的。可是沒有關我。

我住的地方是兩層樓：樓下是入監隊；樓上是煤場中隊、三個監舍，夥房中隊、五個監舍，入監隊一個監舍。想來想去，我想到了喊口號。每天早、中、晚開飯人集中，又是休閑時間。只要有機會我就大聲：“方隆超絕食絕水第X天告訴大家：法輪大法是最好最正的。對法輪功的一切宣傳都是假的、栽贓陷害、造謠誣蔑的。法輪大法千古奇冤！法輪大法好！”包夾及值班人員很快就會過來打我，不讓我喊。他們制止得早我就喊不全；制止得晚，我就多喊幾遍，使眾人加深印象。

煤場中隊長趙燕武（四十多歲）指責我擾亂監管秩序。我答：“我只是大聲說了幾句真話、實話，一沒有影響大家休息，二沒有影響大家工作。監規第X條（現已忘了是第幾條）規定服刑人員必須得說真話、實話。我這是在模範執行監規，應該表揚。”“有話好好說，喊什麼口號！”“只要你聽，我跟你講一講法輪功真相。”“我不聽法輪功，你寫的東西我看了。”

原來，我剛到煤場中隊時，趙燕武為了了解我，要我寫一篇思想匯報，我趁機寫了一個對法輪功的長篇認識、理解、體會。只寫了一半被他收走，不讓我再寫。他說：“你這哪是思想匯報？是在宣傳法輪大法好。”“沒辦法，我不能說假話。法輪功確實是好，如果不好，打死我，我也不會說好。”當時他無話可說。我進一步說：“大聲喊是為了聽的人多。不讓大聲喊也可以。撤消包夾，讓我象正常服刑人員一樣生活、交往。”趙脫口而出：“那怎麼行？”我倆都明白，誰也暫時改變不了這個現狀。因為這是江××下了紅頭文件規定的。

張海濱等人一再找我談話，要我停止絕食絕水喊口號，我說：停止絕食可以，首先最主要的是把誹謗法輪功的騙人展覽撤消，其次允許我正常申訴，再次允許我正常接見。張海濱騙我說，（展覽）已經取消了。我說：“你們看我善良好欺負，一再騙我，我要親眼看見才會相信。”開始兩天張海濱不敢帶我去看。其實一直有人給我通風報信，有些犯人也是有良知的。

26日晚上張海濱再一次來找我，並且帶我到教育科三樓展廳看了，誹謗法輪大法的騙人展覽真的撤消了！我說“好，最主要目地達到了，我可以停止絕水。”

獄警最怕我喊口號，張海濱說“展覽已經撤消了，不能再喊口號了。”我說“誹謗法輪功的展覽雖然取消了，但人們心目中的流毒還沒有消除，要人都知道‘法輪大法好’，還得繼續喊口號。”“那要喊到什麼時候？”“一直到我出獄！只要我有機會就喊。”

然後我就把喊的口號變動一下，去掉“絕水”兩個字，變為“方隆超絕食第X天告訴大家：法輪大法是最好最正的。對法輪功的一切宣傳都是假的、栽贓陷害、造謠誣蔑的。法輪大法千古奇冤！法輪大法好！”

就這樣我每天定時廣播喊法輪功真相，最後它們終於下了殺手。

面對生死 坦坦蕩蕩

我每天定時廣播喊法輪功真相，獄政科、教育科的惡警惱羞成怒，搞借刀殺人之計，株連樓上所有犯人，要其他犯人搞學習。犯人最怕搞學習，一天做苦力非常辛苦，收工後自然想休息、娛樂，不願身、心都搞得很疲憊，並且一般犯人文化都比較低，最討厭學習。所謂搞學習就是精神折磨，要犯人學一些假、大、空的東西。現在許多人正邪不分，是非不明，自私，沒有正義感。獄警說因為我喊口號，要大家搞學習。因此許多人怨恨我。它們安排犯人來“修理”我，說是開“批鬥會”。樓上共九個監舍，獄警計劃從28日晚開始，一個晚上一個監舍，利用犯人毒打我“走過場”。

可能一般人不知道“走過場”是什麼意思，過去犯人中走過場很普遍。每個監號都有個牢頭，走過場就是在牢頭的帶領下，對新來者用暴力給他一個下馬威。有幾套組合拳腳，什麼前七後八，穿心拳……名堂可多了。許多人當場被打得吐血，或暈過去，過去有許多在押人員因“走過場”而被打死。

一般的犯人過去最怕換號房，因為要重新“走過場”，而惡警們安排我連續走九個監舍的“過場”，而且在它們暗地慫恿下犯人絕不會手軟，其實它們清清楚楚知道，走過這九個監舍後，我是什麼結果：不死也殘。

它們要我兩腳並攏、低頭站在那裏，全監號的人對我拳打、腳踢、口罵，至於打的程度要看那個人心境及心情，有的人把他所有遇到的不順利都乘機發泄到我身上，許多犯人被關押久了，心理變態，平時獄警看管很嚴，都是互相經常打架鬥毆。當時正在搞什麼“整頓監管秩序”，嚴禁打架，許多犯人因打架而關小號。有人手早就癢癢了，這一下有打人機會了，並且是獄警鼓勵、指使的，沒有後顧之憂，因此有人狠毒地打我。也有的人則心存善良，看到我這樣好的人受折磨，實在不忍下手，因此，敷衍了事。

我當然不屈從：不低頭、不並腳，被打倒了立即像是安了彈簧一樣站起來。拳頭打在我身上也不怎麼痛，我知道師父在時刻保護真修弟子。我知道許多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我想：你可以打死我，但是面對死亡我要堂堂正正。對打我的人，我真的做到了無怨無恨、不記不報。我現在努力回顧當時的情況，毒打我的情節歷歷在目，但就是記不起行兇者名字了。

到了30日晚上，有個好心的事務犯說；“這三個號子，因為大家都認識，所以有的人不好下狠手，我也幫你打了招呼，還把你打成這樣了，後面六個監號，那打起來就會毫不留情了，你再堅持下去，準備死吧！”

我知道此言不虛。在那種邪惡的環境下，我堅持當眾大聲揭露邪惡的欺騙宣傳，講述法輪功真相。就象打蛇打中了七寸，那蛇必然拼命反撲。許多獄警也多次跟我講過：我們有死亡指標，打死你一個方隆超，就象踩死一只小螞蟻，了不起花幾十元買一個骨灰盒就是了。

唐僧說過“人身難得，中土難生，正法難遇。此三全者，善莫大焉！”古之修煉人為了求得正法修煉，吃盡千辛萬苦，可以舍棄一切。古之常人為了履行一句諾言而付出生命的不在少數。在這宇宙新舊交替的特殊的歷史時刻（國外天文學家已經看到了龐大宇宙天體許許多多比地球大數萬倍的巨大星體的爆炸、重組的過程，既可怕、又驚心動動魄），我已經學到了萬古難遇的法輪大法，在修煉“真善忍”最高宇宙特性。我無比幸運、幸福、自在、自豪！古人雲：“朝聞道，夕可死。”我還有什麼放不下的呢？

修煉大法後，我知道了人生的真正價值和意義，知道了珍重生命、珍惜生命，知道了人身珍貴難得。只有人身才能得正法修煉，做人的真正目地是修煉、返本歸真，返回到人先天的純真、善良、容忍的本性上去，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一個自私自我、為私為我的人活在世上，毫無價值意義，相反一個人為了堅持真理、堅持信仰，為了他人的幸福美好而死，死得其所。我不會退縮，我作好了被打死的心理準備。

哪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12月1日監獄一把手潘建生帶領醫院院長王××、副院長施以堂，來到了煤場中隊看我的情況，潘建生勸我吃飯，說：“展覽已撤消了好幾天了，同意你申訴、同意你正常接見。”我說，“我因為多次受騙，已不再輕信。” 潘建生說，“我是監獄一把手，你還不信任我？”然後吩咐端來一碗肉絲面，我不為所動。潘建生下令把我弄到了監獄醫院。醫院在範家臺監獄高墻電網之外，獨成系統。到醫院稍後，沙洋監獄管理局教育處長尹××（名字已忘），找我談話要我停止絕食，他們都親口答應讓我依法申訴、正常接見。12月4日家人來接見後停止絕食，在範家臺監獄的第一次絕食正好持續十天。

堅持不懈的抗爭 我將申述狀堂堂正正的送出監獄

在醫院裏我要寫申訴，醫院的人推脫說我們只管住院，馬上就回中隊了，再寫不遲。我後悔絕食時沒有把此事落實好，對監獄的騙人把戲還是認識不清。住院十天後，我回到了煤場中隊，我找獄警要紙和筆寫申訴書，獄警要找中隊長，找趙燕武。趙燕武找各種理由一拖再拖。我說：你作不了主我不怪你，請你跟張海濱科長反映，我要見他。因為當初我絕食時，沙洋監獄管理局教育處處長尹××、監獄一把手潘建生、教育科長張海濱等這些關鍵人物親口答應讓我申訴的。申訴是服刑人員的最基本權利之一。我有比天還要大的冤情，為什麼不讓我申訴？可是我要找尹、潘、張等人談何容易，沒辦法，我只好要再一次絕食，老趙就一次又一次地勸我耐心等待。

出工和收工的路上，只要有機會，我就喊口號，告訴其他中隊犯人法輪功真相。每次必然遭到包夾或值班犯人的毆打、辱罵。一天收工回來的路上我繼續喊口號，被教育科一獄警（名字已忘）帶到教育科，隨後張海濱、熊祖勇都來了，打電話讓趙燕武來領人。趙燕武非常生氣，似乎我使他失面子了，把我送到了小號。趙燕武派漢川人宮懷平看管我，宮懷平在外面是混混，脾氣暴燥，喜歡打架。他非常怨恨我，罵我，“我在外面多自在，憑什麼讓人來陪關號子？” 宮懷平把一腔怒火發泄到我身上，真是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他突然跳到我身邊，沒頭沒腦的對我幾記重拳，其中一拳正中我的左耳，幾乎使我左耳致聾（明慧網曾有報道）那一段時間，左耳就象不是自己的耳朵，每天嗡嗡自響，好象是鼓膜穿了孔、直透氣。

法輪大法真是神奇偉大。每天我只是背法，也沒打針吃藥，要獄警給治也不給治，我也就不管它了，就當沒這個耳朵，後來竟於不知不覺中，慢慢的自己就好了。我知道：因為我是法輪大法弟子，師父在管我。

江氏一夥對法輪功學員造了許許多多的迷天大謊，許多人受騙上當、精神毒害。特別是警察由於職業的關系，一些學員不願找這些人講真相，他們中一些人也很固執，為保飯碗，不願接觸、了解真相，因而對大法誤解較大、精神中毒很深。為了盡量使人不誤解大法及大法弟子。我要絕食或搞什麼反迫害行動，盡量不牽連下面的獄警及犯人，並且盡量向周圍的人講清楚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一進小號，就開始了絕食。老趙天天來小號找我談上幾個小時，跟我訴苦，他也為難，中隊裏怎麼不好搞，每天令他操心的事太多，勸我不要跟他找麻煩。我很嚴肅的對他說：這一次不是我跟你找麻煩。你知道，大小領導早就答應我依法申訴的，可是我現在要寫申訴書，一直找不到拍板的人。我只好通過絕食來找他們。為了照顧你及中隊的利益，為了不給你添麻煩，我一直沒有絕食，申訴這麼重要的事一拖再拖。我跟你講過我沒有犯任何法，我只是要堅持修煉法輪大法、修煉“真善忍”做好人，這有什麼錯？為什麼不讓我申訴？

我喊口號是為了救人，絕對沒有錯。因為我喊了幾句口號，你們就關我號子，這絕對是錯的。請問哪一條監規隊紀不準服刑人員喊口號？你拿不出來。所以我喊口號也沒有違背監獄什麼。為什麼不讓我喊？就是因為我喊的是法輪功的真相，江××最怕的就是民眾知道法輪功真相，所以江要采取一切手段封鎖法輪功真相的流傳，因為一切宣傳媒體都掌握在江氏一夥手裏，法輪功學員要講真相只有通過一張口、傳單、小冊子、光碟、標語、口號等。我身在監獄，三個人包夾我，看得死死的，連紙和筆都沒有，只有一張口能屬我支配。我不喊口號怎麼搞？不喊也可以，把包夾人員撤走，讓我象普通服刑人員一樣正常的生活、交往就行了。你知道你也沒有權力撤走包夾，那你為什麼不讓我喊法輪功真相？

趙後來改口：“我這不是關號子，我是要你到這裏反思。我隨時可以把你弄出去。”“我剛才講的就是我反思的內容。都告訴你了。你說不是關號子，那是你在找借口，作為服刑人員進到這裏就是關號子！這點上無可爭辯。我絕食決不是為不關號子，我覺得這裏挺好，很安靜。煉功人就是要靜心。我很喜歡這裏。”

由不得我喜歡不喜歡，5天後趙燕武還是把我放出了小號。出來後，我繼續絕食，要盡快落實寫申訴書的事。後來經過層層請示批準，終於同意我寫。寫的過程也不順利，平時寫什麼思想匯報等。紙、筆、時間充分保障，寫申訴書則不然。寫寫停停，停停寫寫。到2002年2月中下旬終於寫就了一個16頁材料紙的申訴書。轉交給了張海濱，之後就沒有了音訊。

獄警對我的申訴行為首先就是一個“拖”字訣，我找不到別的好辦法。中隊以上的獄警只能他們來找我，我找不了他們。我只有“出什麼事了”，他們才會來找我，我是修煉“真善忍”的人，我不可能傷害他人，也不可能做任何壞事，我能找到他們的唯一辦法似乎就是“絕食”。這樣做只有可能傷害到我的腸胃、身體，傷害不到他人。但我是煉功人有法在心、有功在身，有師父在暗中保護弟子。所以從根本上說，只要我心正，我不會有任何問題。

我第一次絕食10天粒米未沾，可是卻渾身有勁，頭腦清醒、思維敏捷，也不餓。可以做幾十個俯臥撐，雙手抱頭下蹲幾百個，一天晚上做到300個時，院長王××來查房，被他給制止，當時還是感到有使不完的勁，我對包夾說要做500個的，周圍的犯人嘖嘖稱奇，覺得不可思議。一般人在吃飽飯的情況下，都做不了大幾十個雙手抱頭下蹲的。我在修煉前身體是很文弱的。就是我自己在修煉前、在吃飽飯時，也做不了大幾十個抱頭下蹲。毫無疑義，這是大法又一次在我身上展現出了神奇。

張海濱等人先是騙我說：“保證幫你發出去，把發票拿回來給你看”。我說“我不要看什麼發票，我要我家人給我帶一份回去。發一份哪能夠啊，遠遠不夠，要多處發，反復發。”潘建生等人說：“你這是什麼申訴書？整個都是在宣傳法輪大法好！江書記搞錯了。”我說“法輪功就是好，江××鎮壓法輪功就是不應該。我沒有宣傳什麼，‘法輪大法好’這已是舉世公認的事實。如果不好，短短七年，怎麼可能有一億人來學煉？如果不好，鎮壓以後海外怎麼有六十個國家的人學煉？”

始終沒有人願來拍這個扳。我只好再一次絕食，約一個星期後（2002年3月上旬），再一次把我弄進了醫院，住院後，並沒有馬上給我灌食，一天來了一個神秘人物，由院長××陪同而來，說是武漢請來的醫學教授，裝模作樣、也不給我檢查身體，說什麼絕食會給人身體帶來傷害，如何如何。後來一個包夾我的（人稱“憨頭”的殺人犯）說：“哼，不識黑！什麼醫學教授？大名鼎鼎的沙洋監獄管理局獄政處處長李××都不知道？”。可能是在此人的拍板下，隨後他們開始給我灌食，我開了在範家臺監獄絕食抗議及被野蠻灌食的先例。

怎麼灌食呢？就是把我呈大字型綁在鐵床上，兩腳用腳鐐分開固定，兩只手用手銬分別固定在鐵床兩邊，幾個人按住頭，用搶救危重病人的軟管從鼻子插進我的胃裏，灌奶粉或米湯。奶粉還是用我自己賬上的錢開支的，我家裏一次就給我送來好幾百，用我自己的錢來強灌我！

這是比較文明的灌法，後來有一次院長王××發了瘋，找來一種用於緊急搶救喝農藥處於昏迷不醒的人的很粗的管子，上面帶一個漏鬥、還有一個大氣囊，灌食時，通過被用鐵器張開、固定的口，用力擠壓大氣囊把稀飯直接往胃裏鼓。

一個叫“憨頭”的包夾把床單撕成長條，一邊狠狠的打我，一邊把我綁在床上，然後折磨我，捏住我鼻子往口裏灌奶粉，一邊口裏還不停的謾罵。他的包夾同夥做脅從。我堅決不從，他當然灌不進去。他又騎在我身上，繼續反復折騰。醫院值白班事務犯，怕弄狠了弄出人命自己連帶擔責任，報告了獄警。很快副監獄長李正良、獄政科長吳××、刑偵科長蔡漢江來看情況。但是不問我任何話，只聽“憨頭”、別的包夾、醫院事務犯的一面之詞，他們關心的是看我被弄死了沒有？一看沒死心裏一塊石頭落了地。副院長施以堂來問我情況，我如實反映。很快這一任包夾被撤走。在範家臺監獄，我也不知道撤換了多少任包夾，長的幾個月、短的幾十天。後來有我人告訴我：“憨頭”回去後不但沒有受任何處罰，反而還得到了升遷，做了事務犯。這件事情也說明了監獄是鼓勵犯人迫害法輪功學員的。

與此同時，範家臺監獄把全監的法輪功學員集中關押迫害，成立了四監區。決定把我留在醫院，派副院長施以堂專門負責我。施以堂負責我以後，反復對我說：我非要堅持絕食在監獄看來就是在搞對抗，他就不好管，應該暫停絕食，讓他有機會向上反映遊說，否則人家一聽說我還在絕食。事情就不好辦。我應該給他機會。就這樣，我停止了絕食。施以堂找來了沙洋監獄管理局教育處處長尹××，看了我的申訴書，尹也不願拍這個板。尹也是老調重彈：“你這是在宣傳‘法輪大法好！’這怎麼能發？在外面要寫了這個東西，要判你多少年，監獄裏怎麼還能給你發？”

獄警施以堂等人對我講：不管你如何冤，對法輪功全國都是這樣，申訴也是白申。我明確告訴他們：“縮短刑期是我一個目地。更主要的是告訴世人，作為法輪功學員的我被非法關押、判刑，不是因為功不好，不是因為學員犯了什麼錯，更不是犯了什麼法。恰恰相反，是因為法輪功太好、太正了，發展太快了，學的人太多了，江××妒忌法輪功人多了，所以非要鏟除。為了達到鏟除的目地，只好羅列罪名，蒙騙民眾。我就是要揭露騙局，告訴人法輪功真相，證實‘法輪大法好’！”

皮球踢來踢去，還是解決不了。就這樣反反復復，為了能依法申訴，我也不知道絕食了多少次。但這樣一來，也給人帶來一個壞印象，我老在絕食，不能堅持一個明確的目標，易被人左右。可是在我這裏也是迫不得已，有誰願意沒事老跟自己過不去呢？申訴是公民合法的權利，就是因為我要堅持修煉法輪大法、信仰真善忍、做一個好人，就對我實施毫無道理的三年非法關押。開始時大小獄警都很偽善的對我講：你冤不冤，跟我們沒有關系，這裏是監獄，是執行機構，你可以向法院申訴。

他們有的是折磨人的辦法，以為我不敢真的申訴，只是說說而已。哪曉得我是修大法的，不管他們對我施出什麼手段，怎麼整我，我都堅持不屈，就是堅持非要申訴不可，不達目地，誓不罷休！鬧得他們不得安寧。從獄警的方面看：我的申訴書是在說明法輪功如何好，政府有關部門在如何執法犯法。所以誰都不願意作這個主、拍這個板，讓我的申訴書發出去，誰都不願意擔這個責任。從我這方面講，我絲豪沒有反對政府的意思。我申訴書中說的都是事實，無可爭辯的事實！是政府有關部門做的事太醜了，在肆意踐蹋自己的憲法、法律、法規及政策。我是因為要堅持修煉法輪大法才被非法關押判刑的。我的申訴理所當然要涉及到怎樣認識、看待法輪功。

再一次絕食，我下定決心，不為任何人的說辭所打動，決不再妥協，直到解決問題為止。獄警再一次把我呈大字型綁在鐵床上強行灌食，一天四次。說是要多灌我幾次，就是不能讓我舒服。最後一次被綁在鐵床上時間最長、一個多月，施以堂說怕時間長了造成殘廢，隔一段時間就把我弄下來繼續戴上腳鐐手銬、強制運動。

因為手銬死了趕不了蚊子，所以這蚊子在我手上象是做上了窩。包夾曹建國數了，我的一只手背上蚊子叮咬的小紅點，每天維持在一、兩百個之上。

最後，在我的堅持不懈、一再努力下，監獄一把手潘建生拍板，同意我的家人把申訴書帶出監獄。

2002年5月18日，堂堂正正的，母親把16頁材料紙的申訴書帶回了鹹寧。我當時反復跟母親講：回去後，把申訴書打印500份、復印50份，各級公、檢、法，電視、電臺、報紙等新聞單位到處寄發。

我大妹方錦蓮，2002年4月23日去看我時，被沙洋惡警設圈套抓捕，借口她在公共場所煉功，判勞教一年。原因是沙洋獄警懷疑是她把我的被迫害情況在明慧網上曝光的，所以對她行報復。我母親迫於壓力，擔心監獄惡警繼續折磨我和妹妹，沒有把我千辛萬苦寫出的申述書散發。

2002年10月初，湖北大法弟子晏宇濤也來住院。我非常佩服兩個人，一個是武穴大法弟子廖元華，再一個就是晏宇濤。晏宇濤一只腿從大腿處截肢，我真不知道他獨腳是怎麼樣煉功的，特別是第四套功法：法輪周天法，是要下蹲的。他必然要比正常人付出更艱辛的努力，才能做成同樣的事。他在範家臺監獄的被迫害也比一般學員要重。在他臨出院時，我抓緊機會對他說了一句：“晏宇濤，方隆超向你致敬！”因為不可能有機會講更多的話。他可能不認識我，他當時可能沒有聽到。好家夥，這一下又捅了馬蜂窩，負責晏宇濤的獄警馬上報告了副監獄長李正良，李正良來後對我大發雷霆，好一頓訓罵，說我要給晏宇濤打氣，鼓勵他堅持住（信仰）、不要“轉化”。立即宣布對我嚴管。我說：“別的服刑人員可以隨便說，我卻要被包夾。我也沒說什麼，只說了一句‘晏宇濤方隆超向你致敬’十個字，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出獄前一個月一直罰我站，兩條腿站腫。施以堂命令不讓站了，包夾似乎不肯放過。可能有別的獄警在直接指使。

我刑滿出獄時，包夾很猖狂，不讓我帶走任何個人物品，包括舊衣服，妻離婚起訴書、離婚判決書、服刑判決書等都沒有帶回，而普通刑事犯人是完全可以的。

範家臺監獄迫害大法弟子的黑慕我知道不多，因為後來他們集中迫害其他大法學員時把我隔開了。一天施以堂興沖沖的跟我講：誰誰又“轉化”了，現在“轉化”率是多高多高。我說：“我不信，把我放去看看，也許就不是那麼高了。怎麼不讓我跟大家在一起？”施以堂丟過來一句：“還不是怕你搗亂。”

有一個武漢小夥子、二十出頭，是個黑社會人員，他兩次陪護同一個神經病犯人都被安排與我同一室。一天他對我講：方隆超，讓我來包夾你，一個月搞定你。他在入監隊做個包夾。我問他具體怎麼搞，要他舉例說明。他說把牙刷柄放在手指間，夾緊手指，轉動牙刷，因牙刷柄是扁的，手指會鉆心的痛。但又不致於傷殘人，十天、半個月後，被攪爛的皮、肉會長好，象沒受酷刑一樣。我要他一步舉例說明他不肯。

可見，不管範家臺監獄吹噓其所謂的“轉化”率如何高，都是在層層黑幕掩蓋下，對法輪大法弟子的殘酷折磨迫害而炮制出來的。

出獄回鄉 屢遭迫害

由於在監獄三年的殘酷迫害，我身心受到極大的傷害。2002年11月17日，我出獄後回老家休養。2003年1月14日，鹹寧市鹹安派出所惡警將我非法綁架進貓兒山看守所，我喊“法輪大法好”等口號，獄警打我，我照喊不誤，並且絕食絕水抗議，到27日，因為快過年了，為了不讓我死在牢裏搞得他們過不好年，將我放出。惡人敲詐我家人2200多元。

2003年7月7日該所惡警又在大路上將我綁架，政保科又將我送進看守所，我又被迫絕食絕水抗議非法關押，並且繼續喊法輪功真相口號，有時我一喊，別的牢房的在押人員也跟著附和。我關進去的第二天氣溫陡升，後一直維持罕見的40度左右高溫酷暑，8月1日眼看好象是人快不行似的才放出，再一次勒索我家人3100多元。碰巧不兩天後，高溫就降了下來。

2003年鹹寧“竹文化節”，大法弟子掛了幾面旗、寫了幾個標語：“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還李洪志師父清白！”等。鹹寧公安大為震怒。10月8日晚，鹹寧城大搜捕，後來總共十多名法輪功學員被抓捕，46歲的溫泉功學員徐玉鳳被迫害致死。14日晚上鹹寧公安到我母親家搜捕我，之後又到我妹妹家搜捕，搞得親戚不得安寧。它們還在我的老家各村通緝我。不是我不要家，也不是我不要工作，而是江××的邪惡鎮壓弄得多少善良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長江委不願受拖累，在我坐牢前已將我除名。江岸區勞動街派出所指使單位戶口管理科唐強國（電話027—82828887）強行扣留我的身份證，直到現在仍不歸還。不知哪條法律、法規讓他強行扣留一個合法公民表明自己身分的證件？致使我找工作受到很大影響，至今還沒能找到合適工作。我是唯一的兒子，70歲的老母不知靠誰贍養？

由於株連很重，妻子也受到了很大的株連迫害，妻不勘忍受，2000年3月15日跟我離了婚（武漢市江岸區民事法庭在看守所開了庭）。即便如此，惡人還是一次次地找她麻煩。根本不是我不要家庭和工作，而是江氏一夥對法輪功修煉者的殘酷迫害造成了這一幕幕人間悲劇；父親在此之前病逝，擔心獄中的兒子顯然加重了他的病情；大妹方錦蓮兩次被勞教近兩年；姐方雲珍、小妹方錦紅也都被非法關押迫害過。



法輪大法弟子、原長江水利委員會設計院職工方隆超

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簡稱“長江委”，就是設計三峽、葛洲壩等工程的單位）設計院規劃處防洪室
地址：武漢市解放大道1155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