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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蘆島大法弟子裴中華被迫害的經歷

2000年6月20日我和同修們一起進京，同去的同修有的在車站被抓，我和同修孫士權躲過了一道道警察的關卡到了北京天安門廣場，這時一個大法弟子在英雄紀念碑前突然打開了一條“法輪大法好”的橫幅，警察上去就搶，我趕緊過去將橫幅奪了過來打出去。這時廣場上到處都是橫幅，耀眼奪目。我高喊著“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幾個警察搶走了橫幅並把我推上汽車，當汽車開出廣場時，我把窗戶打開，將橫幅打了出去，一直打到公安局，一個警察看到我的橫幅說：“這小子還打呢。”車一停那個警察就把我拽下車，搶去了我的橫幅，對我拳打腳踢，然後讓我站到一邊，樣子象是要單獨對付我，一會兒孫士權過來，把我叫到了同修中間，我們進屋後，那個警察找到我，又對我大打出手，同修們都喊“警察不許打人！”在同修們的譴責下，那個警察打了我旁邊一個同修幾下後就走了。我們都被關在地下室，只能人挨人地站著擠在一起，我們一起學經文、背《洪吟》，一會兒橫幅就掛滿了地下室。

當天晚上，我們被送到了北京懷柔看守所，被強行登記和搜身。我沒有報姓名地址。警察把我帶到了監號裏、對一個犯人囑咐了幾句就走了，然後那些犯人就按著我讓我蹲在便池上，強迫我臉向上仰，從頭頂往我身上澆水，我被嗆得喘不過氣來，他們又用保溫桶的熱水澆我，就這樣幾桶涼水、一桶熱水交替進行，還用多種手段體罰我。我連夜被提審，警察沒有達到目的，就把我全身澆上水，澆得衣服全濕透了，然後強迫我坐在水泥地上，過一會幹了再澆，只要我一閉眼就打我，讓人看著我背監規，兩人一班、每班兩小時。我說：“我沒犯法、背什麼監規？”他們就對我連踢帶打，這樣幾次之後，他們不讓我背了。

我被好幾個提審室非法提審。第一提審室問我：“國家不讓煉法輪功、定為××了，你知道嗎？”我說：“定錯了，我是來上訪的。”我就把我煉功受益的情況講給他聽了。我說：“大法是修煉，是教人做好人的，能使人心向善、社會道德回升，法輪功是正法。”警察說：那是人大會議定的。（其實人大的所謂立法也並未提及法輪功，對法輪功的定性是沒有法律依據的）我說：“這是偏聽造成的，可以派人去調查，就會有一個公正的說法。”警察說：那是不可能的，定了就得執行。接著是第二提審室、第三提審室，我始終堅持我的觀點和看法、跟他們洪法。

幾天裏我沒吃沒喝，也沒合上眼睛睡覺，不知挨了多少次打，傷痕累累，站著都要摔倒，一天下午警察把我叫出去，說：把你放回去，以後別再來了。門崗說沒有放票不能放，這時過來一個人說：不放出了生命危險你負責嗎？這樣我被放了。

2001年，我和妻子李玉傑為證實大法掛橫幅被非法勞教兩年，我被送到葫蘆島教養院，妻子被送到馬三家教養院，家中只剩兒子一人。全家支離破碎，親朋好友都受到了很大打擊。兒子心靈上受到的創傷更大。我和妻子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也不知道為什麼就要受到這樣的迫害。

2003年1月6、7、8日，葫蘆島教養院對堅定大法弟子進行了一次血腥暴力的強制轉化，動用了教養院所有的警力、刑具和幫兇勞教犯，整整進行了3天。

那次以院長姚闖為首，大隊長劉國華等坐鎮指揮，二樓東側三個教室變成了三個行刑室，對三個班的堅修大法弟子同時進行了毒打、吊銬、電擊。刑具多種多樣：除了警棍之外，還有鋼筋纏塑料、折幾個來回的電話線、塑料管、狼牙棒、老虎凳……

1月7日下午，大隊長丁文學、範永傑把我叫出去，以檢查身體為名找獄醫高××拿了幾片藥，然後將我兩手緊緊銬上，讓兩名幫兇勞教犯架住我的雙臂，惡警張福勝一手捏住我的兩腮、一手用鞋刷撬開我的嘴、把藥灌進去。張福勝、王維珍、宋忠天、吳揚等惡警手執電棒放進我的襠部、小腹、脖子、頭頂等處，幾根電棍同時點擊，同時毒打，6個小時之後又強行給我灌下了那種不知名的藥，張福勝說：非把你打迷糊不可。丁文學也多次揚言：“裴中華你不轉化後果自負，這裏是專政機關，沒人管的。”最後他們扒去我的衣服給我全身潑上水再用電棍電，我當時正念很強，電棍反電，惡警們面面相視說：這小子有功吧？張福勝挨了電氣急敗壞，顛倒黑白地反罵我：不打你我能挨電棍打嗎？之後，他們有所收斂，不用電棍了，而是用打耳光、坐凳、墊板等體罰方式繼續折磨了我10個小時左右。這次迫害之後，我小便處紅腫、襠部、腹部、脖子等處都是血泡、傷痕，牙床紅腫不能嚼東西，這種情況下惡警還要我們下樓走步、跑步，我們身上的血泡都磨破了。

2003年夏我兩年勞教期滿，才離開了葫蘆島教養院那個人間地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