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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黑嘴子勞教所對一吉林大法弟子的摧殘

我現年49歲，吉林某公司退休工人。
2000年4月，我因去北京上訪被強行押往長春黑嘴子勞教所，非法判我二年勞教，我不服、不簽字，當時是區裏法制科的一個警察，他說不簽也得送。我們被強迫上車，不讓我們帶行李，後來家屬租了一輛車把行李給我們送去，送去後勞教所不讓收，幾經周折，雖然收了下來，但勞教所不讓我們收，先讓犯人檢查一遍，把我們關到屋子裏不讓我們看。結果以董輝為首的犯人把我們家裏給帶的生活用品洗劫一空，這就是勞教所“改造”出來的人。

在勞教所我的身心受到了嚴重的摧殘。當天晚上我們堅持學法煉功，惡警就告訴犯人看管我們，白天，天天罰坐板凳、不許動、不許說話，我們一起來就大打出手。勞教所有規定犯人是不準拿繩子的，可是惡警專發犯人繩子綁我們手、腳，我們天天遭受著非人的待遇。晚上只要我們一起來，犯人就把我們按在地上、床上；因為我當時住的是上鋪，他們從上鋪給我拽下來雙手上舉，狠狠地綁在床頭上，腳被綁在地上，從半夜11-12點起被罰直到早6點松開。在這種殘酷迫害面前我們還是不畏懼，照樣學法煉功，我一起來，以董輝為首的犯人對我大打出手，然後就用大被把我頭蒙上，全身都蒙上，然後她就騎在我身上，讓我憋的透不過氣來。當時我大汗淋淋，心裏不斷的背法，直到被別的犯人把她叫走，我才喘了一口氣，這樣的迫害長達一小時左右。第二天我照樣煉功，她就把我按在床上，把我的內褲扒下，用長長的手指甲狠狠地連掐帶摳，從我的膝蓋裏一直掐到陰部，掐的一片片血紫，因為她是一點肉一點肉地掐，所以有的地方往外滲血很長時間才結痂。

還有一次我們起來煉功，犯人董輝就用很粗的膠皮管子，使勁地抽打得我的頭部、頸部，抽得我頭暈腦漲，迷迷糊糊的不知什麼時候她才放手。我的頸部被打得腫了起來，留下了道道血印，持續很長時間才好。白天我們被罰坐板凳，不許哈腰直板坐著，不許說話，我們不配合，嘴裏一直背法。犯人周紅就用膠帶把嘴給封上，手腳全綁上站著動不了，她的腿還不停的踢我。我們不配合就把封帶扔掉，她們就用破紙、臟紙，塞滿我的嘴裏，因為嘴裏不透氣，鼻子裏往外流鼻涕，流了一地上衣服上全是，她們還嫌臟不停地打我。有一次惡警侯管教值班，我們晚上剛起來就被犯人大打一頓，然後把我們6-7人的一只手綁在一起，我們就用另一只手抱輪，我們正好形成了一圈，那些犯人看見還說你看她們一圈象個大蓮花。這時候管教來了，把我們幾個帶到管教室，用電棍電我們。當時我們形成了一體，堅持下來了。有一次一個叫李指導的惡警值班，我們起來煉功，他就叫犯人把我們手反綁、腳捆上，把我們頭插到桌子底下和床底下，直到天亮才停止。

一次一個吸毒犯看見我煉功，就把我從鋪上拽下來，把我毛衣、褲扒掉，強行拉到廁所，把我打倒在地，他穿的是新的厚底旅遊鞋，專門往我的要害地方踢，嘴裏還不斷地大罵。當時踢的滿身臟水，而後我上廁所小便就痛，（很長時間才好）。然後不準我進屋，把我送到4樓轉臺上把鋁合金窗戶打開，（東北4月的天氣特別晚上是很冷的）把我的毛衣褲扔掉，手腳反綁一直到天亮6點鐘，開始洗漱才算完。在4大隊4樓裏我們是天天挨打受罰，天天到轉臺上凍，從半夜一直到早6點。

更殘忍的是有一次我煉功被打完後，她們把我衣服褲子扒掉，送到4樓轉臺上打開窗戶手腳全綁，說狠狠地凍她，然後扒下我的內褲，連內短褲也被扒下。當時正趕上我來月經，衛生巾扔了一地，她還嫌臟，因為我手腳不能動，她們就哈哈大笑。真是沒有人性！我們對這種非人迫害要提出申訴，我們為了一句實在話就被天天迫害，於是我們就開始給國家總理和國家最高法院申訴，申訴書上訴材料寫完後，都被勞教機關扣壓。那幾天有一個功友因煉功被她們打壞了。我們開始絕食抗議，全體絕食，我們要求：還我師父清白，還大法清白，我們要求公開煉功，並馬上無罪釋放。所領導來談話，他說他們沒有權力放我們。晚上因為我們堅持煉功挨打被罰，白天讓我們幹活。手腳被綁罰站，白天還野蠻的送往衛生所強行灌食。他們用盡最卑鄙的手段，讓我們自己喝鹽水玉米糊，電棍看著，我不配合，就把我綁在死人床上成大字型，往胃裏強行插管。惡警程××還把站隊後面我的姐姐叫過來，讓她站在我跟前讓她看著我被灌，我拒不配合，心裏一直背法。惡警郭旭大夫就用鐵器把我嘴撬開，他用鐵器把我嘴都打腫，嘴裏不停地罵，管子在胃裏使勁亂攪和，嘴裏灌滿鹽水和玉米糊，憋的我喘不過氣來，滿身大汗。這種法西斯暴行持續了一個小時左右，使我的喉部和胃裏受到嚴重損傷，痛了好幾天。在4大隊4樓的20多天裏，我的手被勒的大口子常常出血。我們是天天挨打、受罰、受凍、一天沒間斷過……

後來勞教所成立了所謂“新生大隊”6大隊。我又被分配到6大隊，這裏大隊長朱丹、李桐還有一個姓劉的，他們更是邪惡至極。一到6大隊開始辦洗腦班，天天灌輸謊言。而且開始讓我們認罪認錯，我拒不認，我沒有違法，我沒有錯。大隊長李桐大發雷霆，家屬來不讓接見，把我叫到管教室用電棍打我罵我。後來她們讓猶大來洗腦，我不配合，她們就讓犯人包夾看管不許說話。管教室常常傳來令人毛骨悚然的打罵聲和電棍聲，在這種迫害下，我們還是堅持學法煉功，遭到的是天天挨打、受罰，手、腳被捆綁。

記得有一次侯管教值班，不準上廁所，誰去就電棍電，當時有一個功友實在憋不住了要求去廁所，侯管教不但不讓去反而還電了她一頓。她手持電棍站在我們寢室說看誰還敢去，誰去就電誰。這樣大家無奈只好往臉盆裏、塑料袋裏便。大家想一想，整個大隊一百多人，每寢室40-50人都便這屋裏，空氣可想而知了。在這種非人的待遇下，我們準備絕食。第二天到飯堂裏去吃飯，沒有一個吃的。惡警們怕其他人受影響，從此以後再也不讓我們去飯堂吃飯，都是用桶打回來吃，管教還揚言：誰敢絕食就給她灌最臟的！我們還是不吃。第三天他們去馬三家子參觀的惡警回來了，買來好幾個電棍大小不等，擺了一排充電，說：從馬三家子學來的經驗，絕食就用電棍電，不決裂的，電！這樣他們利用邪惡手段迫害我們大法弟子，把我們強行送到衛生所，強使灌鹽水和玉米糊，讓學員排著隊挨個自己喝，惡警孫××手持電棍看著，誰不喝就電。有的學員邊喝邊哭，當時只有我們五人拒不配合，惡警孫××就用大馬力電棍電、用腳踢，把我們五人鄧世英（現已被迫害致死）、王敏麗等電倒在走廊上。連電再打我們五人被摞在一起了，我們還是不吃不喝。就上死人床，用皮帶綁成大字形。開始插胃管，惡警郭旭還有兩個大夫撬開我的嘴，用鐵器把嘴掙開，不配合就用鐵器打，打腫了腮幫子。我還是不喝，惡警孫××就加大馬力用電棍電，電棍電在我的臉上、嘴上、胳膊上。這時我心裏始終背法，胃管在胃裏亂攪一通，憋的我喘不過氣，這時他們才住手，我的嘴、臉、腮、胳膊上留下了道道血印和水泡。惡警李桐無奈說：“我們轉化不了你們，你們下隊吧！”

這樣我又被分到1大隊2小隊，繁重的奴役勞動，每早4點起床，晚10-11點收工，有時還加到後半夜，長時間的勞動不顧法輪功學員們的安全死活。對堅定修煉的學員，不讓說話，由犯人和猶大看管，不讓睡覺，收工後還逼著給洗腦。整天打罵聲、電棍聲不斷。

2001年1月中旬勞教所又成立了7大隊，我又分配到7大隊。當時邪惡的侯管教也被提了7大隊長，它心狠手辣，對不決裂的大法弟子包夾看管。因為當時是新成立大隊，是從勞教所各個大隊抽調過來的，所以堅定不屈服的大法弟子不多，所以對於我們挨打、挨罰是常事。晚上那些幫教就對堅定學員罰站、不讓睡覺，一站就是幾天幾夜，有的學員腿、腳都腫了，象個饅頭似的。對於新被關押進來的法輪功學員更殘酷，我記得有一個是樺甸的學員，被兩個電棍電得小便失禁，兩個大電棍電可想而知。我們白天還得幹繁重的體力勞動，一百多斤重的黃豆袋子樓上樓下扛，天天早4點起床，晚上10多點收工，有時加點到後半夜2點多鐘。

2001年下半年，勞教所蓋上了新房子，我們都搬進去了。在新樓裏惡警更加猖狂，同時把迫害權力下給那些叛徒“護廊”。2002年1月末，叛徒對大法弟子進一步加以迫害，不決裂的除3整點外，其余時間不讓上廁所，妥協的才可以去。有的大法弟子忍不住，憋得實在難受，可還是不讓去。我覺得這是舊勢力利用這種形式迫害我們，於是我開始絕食抗議。管教找我談話，我把事情說了，管教就往上反映到管理科，管理科長廉某找我談了兩天，最後答應給“護廊”開會，而且讓我親自參加。會上廉科長最後決定，特殊情況可以給假，畢竟是人嘛，人是要吃飯的。會後情況是好轉了幾天，而後又不讓上廁所了。我問誰不讓去的，他們說“侯大隊長有話，不讓隨便去”。我想這不行，我們是被非法關押的，不能再遭受這種非人的迫害，於是我又開始絕食抗議。這次絕食抗議轟動了大隊長、管理科長、及勞教所長，他們一一找我談話。我告訴他們，我們是煉功做好人是被非法關押的，要求無罪釋放。他們說：我們說了不算，上面說了算。

第二天開始對我野蠻性的強行灌食、打針、從鼻子插管到胃裏，由犯人摁在床上，有時一天兩次、一次。我不配合，持續了第8天，每次灌完鼻子裏淌出大量鮮血，而後他們又把我的家屬找來說服我，叫家屬買來一桌子飯菜和我一起吃。為了徹底要求釋放，我還是不吃，惡警科長廉某就叫我家屬留下跟我“一起絕食”，家人不答應，他們發生大吵大嚷的爭執，最後還是不讓家屬走，還管家人要錢說是送我去公安醫院，家人說沒帶錢。他們就不放家人走，讓家屬寫什麼：她絕食死了，勞教所不負責任。家人不寫，僵持了一天，傍晚，冬天黑的比較早，家人在無奈的逼迫下簽了字。簽字後聽惡警科長說要放到我的案卷裏，這是證據，想利用這種形式繼續加期迫害我。我聽後我想你們說了不算。這樣我在勞教所被迫害2年零50天，我的身心受到了嚴重的摧殘，頭發變白了，鼻孔被插管插的有時還往出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