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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学员除夕夜被打

恶人姓名: 天安门广场警察
受害人: 天安门大法弟子, 李凤琴

我叫李凤琴,现年46岁,在北京工业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工作,93年1月3日~12日,在北京核仪器厂听李洪志老师讲法,开始了我的修炼过程,99年9月回家待岗至今。
在今年春节的除夕,我一看家里没有什么事了,就带着照相机离开家,准备拍几张照片(我以前是一位业余摄影爱好者)。

我骑车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到了广场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广场上到处都是大法弟子与便衣警察。学员们不断地打开一幅幅醒目的横幅和法轮大法的法轮图形。整12点时,在广场中央有学员打开了一幅“法正人间”的横幅,整整打了好几分钟,有好多学员护着横幅,不让便衣夺走。在这过程之中,广场上的便衣就像是恶狼一样,飞快地奔跑着,见到打横幅的学员就连打带踢,拽着头发往汽车上拖。见到这一场景,我就拿出相机拍了起来,然后我又来到广场东侧接着拍。这时,在远处有一个象是头目的人喊:“抓住那个照相的!”只见一群“狼”狂奔过来,因为他们不知到底是谁在拍照,就都从我的身边跑过去了,直到最后有一个便衣跑过来一把就把我揪住,问我:“相机呢?相机在哪儿,把相机交出来。”然后他又问我:“你修炼几年了?”我告诉他:“7年了。”他一听这话,马上用对讲机告诉对方:“这里抓了一个修炼7年的幕后,照相的。”就把我带到广场里边交给了另一个人(是不是领导我不知道),那个人问我:“你得法几年了?”我回答他:“7年。”他一听马上找了两个警察说把我送到XX地方去。一路上两个警察的对讲机不断在响,有人在和他们说什么,其中一个警察对我说:“你级别够高的,连局长都知道你了。”快到天安门分局时有一个男青年拦住了我,问我“是怎么回事?”因我不知道他是谁就告诉他说:“没事,没事”。这时一个警察问那个男青年“你是炼法轮功的吗?”那青年答道:“是。”当时那个警察用拳击中用的钩拳,狠狠地向那位青年的小腹猛击。年轻人当时就倒在了马路上。警察不甘心,又用皮鞋狠狠地踢,踢够了就把他和我带到了天安门分局,他在一层,而我被直接带到了三层。到了三楼我见到了几位打横幅的学员,其中有一个人我认识,就是东城的白莉莉,然后把我们几个分别审讯,这时的时间还不到12:30分。

一个穿便衣的人(是个领导)把我交给了一个个子不是很高、较胖、长着一脸横肉的便衣警察,开始几分钟他还对我比较客气,但是过了一小会,我的呼机响了,我拿出来一看上面写着: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那个警察就一把抢了过去,他看了看,就出去了,过了一会他又回来了,他非要问我呼我的人是谁,是干什么的,我身上是不是有手机,还让我把身上带的东西拿出来给他看,然后他就问我:“是谁让你来的。”我告诉他:“是我自己”。他让我站起来,把椅子放到旁边,我不知他要干什么,就按照他的吩咐做了,他让我站在屋子中间,他站在我面前又问我:“是谁让你来的?”我又告诉他:“是我自己。”他左右开弓给了我两个大嘴巴,然后又问:“是谁让你来的?”我告诉他:“是我自己。”他又是两个大嘴巴,然后又问,这时不但打我的嘴巴,还在我的两条腿上主要是小腿和膝盖拼命的用穿着大皮鞋的脚去踢,就这样问一句,答一句,踢上一脚……

打了几个小时后他对我说:“我和你就是国民党与刘胡兰的关系,你比刘胡兰还拧。”我告诉他:“我和你不是这种关系。”我心里想刘胡兰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而我和你是人民群众与人民警察的关系。他又对我说:“你别硬抗着了,否则是你难受。”我告诉他:“确实是我自己来的,没有人让我来。”他就又开始打我、踢我,当打到凌晨3点多钟时,那个穿便衣的领导进来了,他告诉打我的那个警察,意思是问不出来就先算了,先放到楼下的笼子里去。等那个领导走了以后,这个警察还不甘心,继续问我:“是谁让你来的?”我告诉他:“是我自己。”他就又开始接着打,这时我已经快支持不住了,整个脸被打得面目皆非,肿胀得很厉害,脸上尽是淤血青一道紫一道的,口腔两侧的肉在被打时,挤进了牙缝,被牙咬得全是小肉瘤,鲜血在往外渗。我心里想,在看电影、电视时看见打人打得嘴角流血,这回可是真的了,而最严重的已经不是我的脸了,我的两条小腿肿胀得像大腿一样粗,整个腿被踢得像熟了一样,不光是青紫,整个腿表皮高低不平,踢得多的地方是坑,表皮有创伤,膝盖及两侧全是青紫色,痛极了,大腿上一大片一大片淤血。

就是这样事情还没有结束,那个警察又用手揪住我的衣服,攥拳把中指突出对准我的喉咙又问我:“是谁让你来的?”我回答他:“我自己。”他拽着我突然用大力把他的拳头(主要是中指)一下子杵在我的喉咙上,那个感觉就像自己的喉咙里不知被塞进了什么可怕的东西,就这样被反复杵了7~8次,后来听和我同时被关在监狱里的一位在某医院工作的骨科护士讲,平常人用这种方式被杵上十几下就能昏过去。

杵过喉咙之后,又开始踢腿、抽嘴巴,到最后我被他打得爬在地上,他就用皮鞋狠踢我的尾骨,他最多允许我休息1分钟,然后就说:“歇够了吧,站起来。”站起来后接着踢,就这样从初一0点多一直打到凌晨5点左右,整整打了4个多小时。他见问不出什么,到了5点左右就让我下楼,我一步一挪,非常艰难地走下了三层楼,被送到了关学员的铁笼子边,还不让我进笼子,就把我放到笼子外边,让我坐在负责看管学员的武警的软椅上,可以靠在暖气边,当时笼子里关的学员都是在广场打横幅的学员,有许多是北京学员,其中还有熟人,但是他们谁也认不出我来了,我叫着其中一位学员,他们才知道我是谁,学员们看见我被打成这样很难过,大家争着把自己手中的水和食品、糖果塞在我的手里,让我吃。

下午3点多时,打我的那个警察又把我叫到了三层,重新开始审讯我,这次他没有再打我,口气也缓和了,从审讯记录上我看到公安人员是两个人的签名,我记住了其中一个人的名字:李忠。

下午4点多钟,我被我住地的警察接回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马上把我关在了铁笼子里。在铁笼子里,我冷极了,我把鞋袜脱了,用手搓着脚,把脚捂热后马上套上袜子,然后把鞋放到嘴边,往鞋里吹热气,再把脚伸进去。到晚上7点多钟,又从昌平接来两位老太太,一位60岁,一位68岁。我们三人在11点多时被送到了拘留所,在拘留所体检时,医生问我:“有外伤吗?”我告诉他腿上有,他说我看看。我把裤子脱了让他看,他非常惊讶地问:“你这腿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是警察打的,他又说:“怎么打成这样?!”我没说什么。不知为什么,我体检完了之后,这位医生有很长时间没有再给别的学员检查,尽管外面还有很多学员等着体检。终于办完了各种手续,我们被送到了女监。值班的是一位长发披肩的女警察,她看着我的脸问我:“你的脸怎么打成这样?”因为我一直没看见自己的脸,我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她又说:“你自己照照镜子。”我回头照了一下,张开嘴,只见口腔两侧全是青紫色,脸肿得象个大南瓜,上面还青一道、紫一道的。我告诉她我的腿肿得更厉害。她让我脱了裤子让她看,当她看到我的腿时,我能看出来她很难受。她问我:“是警察打的吗?不是警察打的吧?是联防打的吧?”我只说了一句:“是警察打的。”她又问我:“他打你时,你叫唤吗?”我说我不会叫,在我心里不知道还有叫唤这件事。

分到监号里,负责搜身的两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学员,她看到我被打成这样,难过极了。因为已是6号早晨4~5点钟了,她没有叫醒别人,她把她自己身上穿的羽绒服脱下来给我穿上,让我靠着墙,坐在地上,就这样我睡着了。到了上午,牢头要把所有新来的人登记,她看到我的情况,就安排我坐在木板的最前面一排,因为这样我可以把腿伸直,不用弯。但是第三天,我还是跑到后面去坐板了。

到了2月23日,我和两位老人同时无罪释放,接我的是派出所警察。下午4:30,我们又被关进了铁笼子里。到了晚上10点来钟,两位老人的家属将他们接回了家,而我则被整整关了一夜。幸亏那位68岁的老人在临走时把自己的棉背心和棉裤给我留下,否则我真不知道那个夜晚我怎么过。因为我的腿和脚冷极了,我的腿上的淤血还没有完全褪下去,小腿的下半部和脚还是黑的。到24日上午10点多才放我回家,平时走20分钟的路,我整整走了2个小时才到家。
(2000年3月9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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