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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泰来监狱卢玉平的申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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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大兴安岭地区纪检委曾对我成立专案组，对我在社会上和单位工作的所作所为进行全方位调查，最后由大兴安岭地区地方税务局局长梁兴中向我宣布调查结果，说我“……多年来在税收战线上，没贪污一分钱，没有一件勒、卡、要、报等违纪行为”。税务局韩局长到看守所看望我时流着眼泪说：“卢玉平是一个难得的好干部！”审判长也对我说：“你没有民愤”。

那么，象我这样的人应该在社会上，在工作岗位上做更多有益的事，而办案人却说：“你不说出‘不炼了’这仨字，就找个理由判你！”果真给我扣个“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然而连犯罪的动机、行为、后果都没有，强加给我的也行不成有机的链条。释放仅两个多月又对我非法抓捕强判14年，更是叫人莫名其妙。这样的非法强判又怎么能经的起历史的验证！应该有我运用不干扰不影响任何人的方式做个好人的权利。谁诱惑或强制我做不真不善不忍的人，我绝不去做，谁以参与政治为理由迫害法轮功也是根本达不到目地的。我已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组织。

事实证明，我这个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中都是一个好人。由此可见，法轮功是清白的，李老师是清白的，法轮功根本不是X教组织，既然不是X教，就无从谈及“破坏法律实施”，从而判我“利用X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是不成立的。

2．刑讯逼供

2002年5月19日上午9时许，我去加格达奇进行申诉，随别人入楼房后，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抓进加格达奇区看守所，值班管教员王华在值班室对我搜身，从我衣袋里搜出二百二十元零几角现金，开票入帐。随后进来几个穿便衣的人又搜了一遍，然后强行将我带到最里边的审讯室，用手铐将我双手反铐在铁椅上，双脚和身体也被固定在铁椅上，穿着单衣，鞋被脱掉。我问他们的身份和姓名，他们隐瞒不讲，一个约40岁小个子的人盯着我说：“是我们审问你，还是你审问我们？我们是省厅的，专搞肉体折磨的”，（后期据说他们是“嫩江九三”农场公安刑警）他拿出一张照片指给我说：“这个人杀了公安局长的两个孩子后跑了，你认识不认识？”我看了说“不认识”。

随后他们在一个约有50岁的麻脸人的指挥下，对我进行肉体摧残和人格侮辱：三角带做的皮鞭、皮腰带、鞋底、香烟、白酒、铁椅子、手铐、拳脚等劈头盖脸，打昏迷了就用凉水浇醒再打，再从铁椅子上把我解下来，几个人按住我的头，手和脚，扒光衣服，用皮鞭、腰带等狠抽我的后身，皮腰带几乎都打断了。然后再反锁在铁椅子上狠砸手铐，狠打后背，手背和脚背，手背肿高了就解下来，几个人按在桌面上狠狠地揉，而后再反锁在铁椅上，我的呼吸急促、困难。小个子说：“他们这工具不全”。

麻脸人点燃两支“555”牌香烟强行插进我的两个鼻孔里，这时我见到大兴安岭松岭区“610”办公室主任董伟在场，他让我说清“释放这些日子，每天都在哪了”。很快两支烟“吸”没了，小个子奸笑着说：“吸的还挺快，接上接上”。随后我的鼻孔又插进两支。他们拿来瓶装白酒，撬开我的嘴，将瓶口插进我的嘴里给我灌酒，他们嘴里骂着嚷着：“叫你破戒！”同一迫害手段，他们不止一次的反复使用，参与人员由五、六个人减到三个人，麻脸人，小个子和一个30多岁的高个子年轻人，三个人轮番折磨我，连他们吃饭时都另外安排两个人顶替。

有时我清醒能说话时，我就劝他们别这样待我，善恶有报，我是一个说真话、办真事、做事对的起良心的好人，你们不该这样执法犯法，亵渎法律、做伤天害理的事，他们有时听有时不听，那个大个子年轻人，在另两个人不在时，向我承认他做的不对，可是另两个人一到场，他又参与迫害我，他们上午10时到半夜零时；连续对我身心摧残长达14小时，麻脸人见我没任何口供，最后咛嘱值班管教员王华说：“把他送进死刑管号”。上来两个人把我拖了进去。第三天，那个小个子和那个大个子又来提审我，遭到我的拒绝，值班管教员张臣和姓纪的管教员上前阻止他们说：“人被打成了这样，别审了”。

我以绝食抗议这种非人道的刑讯逼供恶行。我多次通过当班管教员找检察院驻所办公室人员，准备反映刑讯逼供一事，均被推辞，理由是“剩一个人不能接待”，“忙”，“不在”等等；第八天，王医生和董所长查看了我伤势，董所长面无表情，一言不发，示意王医生给我强灌流食（高浓度食盐和少量奶粉），近二十天时，在我不断要求下，检察院驻所办公人员，一男一女，女的叫王X兰，他们查看了我的伤势，以我先恢复进食为条件，再受理刑讯逼供一事，待我恢复进食后再找他们时，均以各种借口推辞不见，在死刑犯管号里，我的存款被死刑犯吃光，在我坚决拒绝死刑犯的进一步索要和人身摧残的情况下，后来给我调了监室。

3．我的法定权利被直接或变相剥夺

如：发给我《委托辩护律师协议书》，家里也为我请了律师，可得不到安排会见的通知，开庭时也不通知家属和律师到庭，我当庭向审判长提出此事，审判长当庭回答说：“你的家属和律师工作忙，不能到庭”。后来，我家属告诉我说：“他们根本没通知”。

再如，开庭后，问我上诉否，我提出上诉，可我多次向值班管教员索要纸和笔，回答是“等着，我请示请示”。然后则无声无息。上诉期只剩下一天时，同监室一位气不公的人为我找来一个小油笔芯，我利用一审判决书的背面写了上诉状。第二天审判长在窗口问我：“上诉书写了没有？不写就等于放弃”。我拿出来递给他，值班员王华见状责问一句：“谁给你的笔”？

4．判决证据不足，程序非法，出现非法伪证

我没有“洪奎”这一化名，庭审中公诉人（加检刑诉[2002]69号）也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证实，判决（加刑初字[2002]第88号）说我“租楼房”“有钥匙”并“藏匿”了什么人。我在庭审和上诉中否定了这些说法，并提出在庭审中，公诉人出示的附有我照片的租房证据是假的，是非法伪证，中法裁定“（2003）刑一终字第一号”又改说我“与其他三被告人租住楼房”有“该楼房钥匙”，可是这“三被告”是何人？证据何在？事实上，判决和中法裁定中就、提及的“被告人”我都根本不认识，也没“租住楼房”，更没有“该楼房的钥匙”。庭审中公诉人关于“头目”、“藏匿”的举证含糊不清，指代不明，牵强附和，强加于我，实属有罪推定。

我对取证手段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一是公诉人提及的证人（董X刚）我不认识，再者我也不是“头目”，谁想在法轮功里当“头目”指手划脚，发号施令，那他是由于执著心或其他目地造成的一种迫害法轮功的行为；三是我根本没“藏匿”过什么人；四是证据不足；五是我没有使用过除自己姓名外的其他名字。判决中说我“供诉”了什么，如有这方面的材料都是假的，伪造的。我从被捕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供诉”材料，包括五次提审，第一次提审，他们搞刑讯逼供，没有一字“供诉”材料；第二次提审遭到我的拒绝，没材料；第三次提审强行我按手印，遭到我拒绝，没材料，我的右手小手指被对方使用的铁器卡破流血；第四次提审因迫害所至，气喘、抬不起头来，说不出话来，他们只有浇凉水；第五次是上诉后中法提审，根本也不和我谈什么，一个女的问我“是不是大法弟子”，我说“这与本案有何关系”？他们也不说什么，来了三个人，其中两人连座位都没坐，很快就都走开了，前后不到3分钟，没有任何材料。审判长在庭审刚开始，让我说话时告诫我：“说话时慢点说，看记录员跟不上”。我对庭审材料拒绝签字。我不但从来没有写过诋毁法轮功的材料，也从未有过类似的签字，因为法轮功都是教人往好里做，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对我的庭审也是非公开性的，二十多人参加，并且审判长取消了我最后的陈述权，我除了提出辩护律师问题，还当庭提出曾被刑讯逼供问题，审判长则闭口不谈。我有理有据的辩护换得一句“不予采纳”。

我问身边的陪审员：“给我判的罪名怎么解释？”他回答说：“不知道”。我又问另一名陪审员，他是我读大专时的同学，他回答说：“整个起诉书的内容就是对罪名的解释。”审判长给我送判决书时我问他：“为什么给我判14年？”，他回答说：“好几个政府在管着我呐”。这位审判长说的话与我第一次被判刑时审判长的话有惊人相似之处：在我2002年2月22日释放回乡后，除访亲问友，我还按程序到法院、检察院、区委、政法委、公安局、“610”办公室、纪检委、信访局、原工作单位等部门进行走访申诉，在与当初审我的翟审判长交谈过程中，他说：“当时我背后确实有外来因素干扰我（执法），说良心话，你不够判三年，最多判一年或判缓期，根据当时的形势也就是判个教养”。我找当时检察院办案人谈话，我问他为什么在起诉书中用文字害我，说我把银行单位制定的不让职工习练法轮功的文件“偷着复印后传给了别人”。因而判我“泄露国家秘密罪？”这位办案人却忙从兜里掏出一沓百元面额的钞票递向我：“生活上有困难来找我”。然后借故有人找他上饭店走开了。……

综上所述，我作为当事人，以事实为根据，充分证实了法轮功根本不是X教组织，罪名不成立。进而，判决所列案非我所为，客观上也没有实施的时间和条件，判决和中法裁定也没有充分合法的证据认定。况且，办案中对我非法刑讯逼供，审判违背法律程序，不但不公开，而且审判长当庭谎称我的家属和律师因工作忙而“不能到庭”，从而阻止我的辩护人依法参与，使我应有的权利受到侵害。庭审时出现“记录跟不上”，取消我陈诉权等不正常情况，判决后阻挠我上诉，甚至不惜以伪证定案，——这一切非正常行为，足以说明此案判决、裁定卷宗严重失真，是一桩经不起推敲的非法错案。

以上就是我申诉的全部内容，由于本人水平有限，所站角度和认识存有一定的局限性，对问题的阐述以及文字表达等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敬请法律部门依法调查核实，予以公正的裁决为盼。

我的申诉要求：对我无罪释放。

申诉人：卢玉平

2005.5.18于泰来监狱